一、现代国家治理下的税制改革面临国际税收竞争约束现代国家治理是政府和社会成员基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协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体现了政府和社会成员有效实施集体行为的能力。政府作为公共决策的执行部门，承担着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应地，社会成员以缴纳税收的方式将社会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用以弥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从这个意义上看，税收实际上是社会成员基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受益而作出的强制性贡献。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求和税收征纳而形成的互利关系在实践中表现为世界各国采用不同的税收水平与公共产品组合模式。随着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活动主体能够越来越便利地选择生活、工作和投资地域。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经济活动主体会十分关注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移民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居住在出生国以外国家的人口约为2.44亿人，占世界人口的3.3%。其中，我国有接近1000万的移民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生活，人数在国际移民人口中位居第四。此外，社会成员的国际出行机会也逐渐增多，2018年我国出境旅游市场规模达到1.49亿人次，较上一年度同比增长14.7%。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为经济活动主体了解世界各国的治理模式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供了更多机会。税率是社会成员评判税收负担的直观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社会运行和国家治理的成本。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低税率国家显然更符合跨国经济活动主体的投资和居住意愿。因而，实施减税政策的国家也对企业投资和居民选择居住地点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身处于国际税收竞争中的经济活动主体会基于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税率水平的权衡，以“用脚投票”的方式从高税率国家迁移至低税率国家。从历史上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税收依据观一直在我国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税收依据观认为，国家拥有对个人及其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国家既不需要向社会成员解释征税的合理性，社会成员也不会质询税收为自己带来了哪些收益或者回报。然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要素流动对基于国家最高所有权的税收依据观提出了挑战——如果一国居民认为所在国政府无法提供能够满足自身偏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者为取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收益所付出的成本过高，就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选择投资或居住地。这也使得世界各国在面临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难以继续凭借国家最高所有权，对所辖领土范围内的人和物随意课税。2018年1月起实施的美国税制改革调整了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推行属地主义原则，将“对全球范围内所得课税”的准则调整为“对境外股息免税”。在降低联邦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的同时，对多档中间税率进行了下调。面临美国减税法案可能导致更多资本和劳动力回流的潜在影响，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积极通过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予以应对，以期维持本国对资本和劳动的吸引力，稳定经济增长预期。面临新一轮国际减税浪潮，如何在保持税收水平稳中有降的前提下确保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是税制改革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二、现代国家治理下的税制改革应遵从税收法定原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现代国家治理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提高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和管理绩效，以及对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回应性和负责程度问题。“立宪协赞”指的是政府征税必须经过由社会成员代表组成的代议机关同意，这种税收确立方式有助于促进政府和社会成员通过对税基和税率水平等税收要素的协商达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契约，在完善社会成员意愿表达机制的同时，提高国家治理的负责性、透明性和有效性，现已逐步成为现代国家普遍采用的税收确立方式。为公共部门取得更大规模的收入一直是政府征税的主要目标，但协商能力、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等因素会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形成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