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从文明冲突论说起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27—2008）在《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以《文明的冲突？》为题的论文，立即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激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讨论，三年间讨论之多超过了该杂志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发表的任何其他文章所引起的讨论，作者因此不仅在美国各地参加了无以数计的讨论会，还应邀到阿根廷、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卢森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中国大陆和台湾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讨论该论文的主题。此后作者将论文内容扩充成《文明的冲突》一书于1996年正式出版。在书中，作者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或正发生着重大调整，其基本特点是不再像冷战期间从意识形态出发划分阵营，而是呈现多极化(multipolar）或文明多样化(multicivilizational）的发展趋势；各国将以文化的亲近性为基准划分成不同的阵营，形成了西方、中国、印度、日本、伊斯兰、东正教、佛教、拉丁美洲、非洲等为代表的几大文明，未来世界冲突的首要来源也可能来自于这几大文明圈。该论文和书对西方文明代表普世文明的说法持强烈批判态度，认为视西方文明为最高级、最进步、最文明的思想乃是西方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把西方文明包括西方的价值、制度和文化强加于其他文明，是“不道义”的。该书对于西方文明的未来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发生的衰落表现了深刻的担忧，同时对中国的兴起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运动表现了特殊的关注。作者认为，鉴于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了多极化发展或者说文明多样化的特殊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有理由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他说：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向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具有的、西方文化有普遍意义的信念提出了挑战。……在一个出现了种族冲突和文明碰撞的世界里，西方人对于西方文化普世性的信念遭遇到三个问题：错误、不道义(immoral）和危险。西方文明有价值不是因为它是普世的，而是因为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用西方的样子来重塑其他文明(这超出了一个正在衰落的力量的能力范围），而是去保存、保护和更新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质。他指出，那些体现西方特征的东西，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制、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等，均来源于西方特定的历史传统，在亚洲文化及其他文明中未必能找到共鸣，而其他文化也不一定非要向这些西方的价值、制度及文化学习；相反，“西方人传播这些观念的努力导致了反对‘人权帝国主义’的反应和对本土价值的重申”。他甚至赞扬新加坡政府所倡导的一系列与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反的儒教价值，是保存自身文明特殊性的合理努力，值得美国政府效法。他还引用“中体西用”这一说法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非西方国家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不一定要采取全盘拒绝或全盘接受的态度，而是在保持自身价值和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科技、经济和军事。亨廷顿的论述，显然极大地凸显了文化在21世纪全球事务上的重要性。“在这个新的世界上，冲突的基本来源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人类最大的分化或最主要的冲突来源将是文化的”。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以文化为基准划分世界阵营的说法，但是“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产生那么大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充分说明意识形态的力量不如文化强大。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付出了无比沉重的代价，这些斗争以各种政治变革、政治运动或政治清算的方式进行，导致多少颗人头为之落地，多少人的血因之流干，多少青春被它耗尽……今天，当革命时代结束，回过头一看，发现从长时段的历史区间来看，真正对人类历史进程有实质性影响的东西还是文化，而非政治或意识形态。当然，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并不是说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无关(许多政治或意识形态运动是由于文化背景而起的），但二者的区别也显而易见。意识形态代表指导原理，文化代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是暂时的，文化是持久然而，亨廷顿的观点也有若干明显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