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埃及政府相继垮台，利比亚、也门接近了内战的边缘，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沙特、伊朗等国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社会震荡，中东北非地区似乎进入了三十多年来罕见的政治动荡期。政治动荡于社会矛盾、经济停滞和政治不满，人们希望通过政治变革改善生活环境。然而，政治动荡并非总是带来新的幸福生活，一些国家或地区反而因此进入了政治动荡的恶性循环，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地区局势动荡不安。经济困境不会因政治动荡而消失，反而会因此而加剧。相反，经济结构转型或经济质量提升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东北非国家因为长期受外国干预，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边缘位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两国为了获取石油利益，强行划分了中东北非地区的国界线，埋下了日后长期存在的国与国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的纷争，确立了以资源、劳动力出口为主的殖民地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对抗主导了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埃及等一些国家又形成了依赖外国援助的“乞讨经济”。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一家独大，埃及、沙特、巴林、约旦等国对美国过渡依赖，利用美国提供的支持对抗经济改革的要求。因此，中东北非地区苦难的政治史使其畸形的经济结构长时期延续下来。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东北非地区作为全球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最先断裂了，并由经济上的困难引发了政治动荡。但是，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主席哈斯所言，埃及的革命成功了，但是革命之前所有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得到解决。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一个高效的政府，但是埃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政府；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显然埃及何时能拥有社会稳定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政治动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激化，政府职能弱化，不能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基本保障。突尼斯、埃及政变后，新政府迟迟未能建立，街头政治还在延续，政治势力正在重新分化组合，短期内很难形成一个稳定、可靠的政府。以埃及为例，“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带有深厚伊斯兰色彩的政党，代表要求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宗教势力，目前临时掌握国家权力的军方是国家权力中的实力派，还有目前正分化组合的数十个世俗政党。这三派力量均在埃及政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派都不可能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三股力量的实力基础、权力、执政理念和行为模式大不一样。当下，埃及正在军方的主导下制定新宪法，但是任何一部新宪法都必须满足这三股力量的需求。历史上，这三股力量从来没有密切合作过，未来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合作框架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利比亚、也门的政局更是令人担忧，因为部族势力的存在，长期陷入内政的可能性不可排除，人民将因此而被抛入绝望的深渊。美国的中东问题观察家因此而断言，中东政治动荡仅仅开了个头。中东地区历史上就是全球的一个火药桶，战火不断，各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就经历了三次阿以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一次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可谓是战火连绵不断，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极为迫切。近期的政治动荡可能加剧地区局势恶化，让和平可望而不可及。阿以冲突和伊朗问题是中东地区的两大历史性难题，直接关系到中东北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阿以冲突涉及到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是中东稳定最大的挑战。过去三十多年，阿以之间能够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关于在于埃及、沙特等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签署和平协议，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但是，中东政府同以色列妥协了，中东的人民并不认可，政府和人民之间在以色列问题上有相当大的认识落差。可以想象，在政治动荡过程中，中东北非国家的民族情绪会上升，阿以之间的矛盾会突显，阿以和谈将被无限期推迟。与此同时，伊朗的生存环境却获得改善。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已经上升。这次动荡中，沙特、巴林等国家的什叶派纷纷走上街头，争取政治地位。一方面，以伊朗为基地的什叶派力量可能加强。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可能拉开同以色列的距离，缓和同伊朗的关系。外国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干涉可能加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