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高等工科院校发展趋势的思考陈海春蔡克勇【引言】这是我与已故蔡克勇先生在1985年共同创作的一篇文章，文章主要涉及高等教育改革问题，因为当时中央发表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为基层研究者算是一种呼应。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黑龙江高教研究》1985年第4期上，后被《新华文摘》转载于1986年第7期上，并上了封面的要目。如今20多年过去了，文章总体看来还站得住脚，但我的老师却不在了。这两天应井冈山市政协的邀请，给这里的政协委员开了个讲座，朋友们还邀请我在这里过中秋节。闲暇之时，将文章少数文字做了修改，上贴博客，算是对我老师的纪念。上贴前乘中秋节前夕，转录苏轼词《水调歌头》一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许多高等工科院校，在拨乱反正，医治创伤之后，主动地调整目标，向前进取。这些高等工科院校在调整目标进程中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有，那就是向综合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里所讲的综合化，既有课程设置的综合化，专业设置的综合化，也有系、科的综合化，即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趋势。这是一次由各个高校内部而非由教育行政部门发起的新的办学模式的转变，其范围之广、发展之快，都不能不引起我们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思考。一、这是明智之举（一）历史的由来。我国现行的高等工程教育结构，是在1952年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有计划地进行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时形成的。当时，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全面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第二年又以中南地区为重点，在华北、东北地区进行专业调整；西北、西南两区进行局部的院系和专业调整。这两次院系调整基本奠定了我国高等学校的布局，也对以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应该肯定，这次调整是有其历史作用的，统一了我国当时颇为混乱的高教局面。解放后，新政府从旧中国接收的高等学校，既有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侵略的遗产——教会学校，也有国民党政府办的旧大学；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既有名噪天下的“王牌大学”，也有让世人不齿的“野鸡大学”。另外还有大批从解放区过来的大学，如鲁艺、华北自然学院。要把这些学校纳入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实在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必须动大手术。在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下，学习苏联的经验是有必要的。我们还应看到，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亟待复苏，并且要进一步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原来旧中国“重文法、轻理工”的高教模式所不能很好适应的，进行调整也是必要的。通过这次院系调整，使我国高等工科学校基本建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这对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能完全培养学科品种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无庸讳言，这次调整也存在不少问题，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有些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经过这次调整所形成的高等教育的模式就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第一，这种模式的教育给学生的主要是某一门很具体的专业知识和某一套现成的解决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办法，因此，它培养的是“处方式的专家”。第二，它把“理和文”、“文和工”、“理和工”分开，违背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培养人的良好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工程技术是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为了使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一客观规律。耐人寻味的是，这套模式，苏联从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就开始改变了，而我们却越来越专，越来越细，课程设置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窄。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缺乏广博的知识，以致难以涉及那些交叉渗透、融汇综合的学科领域，由于缺乏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使得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设计产品时缺乏经济头脑，虽有“高水平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