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困境与重建一、中国教育学西学东渐中的文化困境中国教育学很长时期里未构筑起自己的家园，长期地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1]。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学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寻觅现代化的革新之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國的教育学界始终坚持对自己的教育传统做出反思与批判，甚至认为自己的教育传统与现代化视野不合时宜，觉得自己的教育传统是不科学的，不具有现代性。不幸的是，在20世纪，传统得到了相当负面的意义，通常被认为是和所有现代价值，诸如理性、进步、自由，尤其是和革命相对立的。近代实证主义，尤其是它的极端形式唯科学主义，都与传统为敌。在早期，去掉传统糟粕几乎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然而，当现代化过程的经验研究逐渐成熟后，传统的真正价值才被缓慢但坚定地再发现。[2]近年来中国的教育学研究，类似不够重视自身传统文化的问题已然出现：教育理论与本土的教育实践愈发疏远，原本具有很强实践品性的教育学失去了立身之所，成为空洞的学究之道。失去了文化之根的教育学是虚幻的、浮夸的，是没有精神灵魂的。没有什么普遍的人类，只有特殊型式的人类；没有什么普遍价值与永恒的原则，只有区域性民族性的价值和偶发的原则，没有什么一般文化，而只有我们的文化。在这里，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定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不一定意味着要拒斥民族精神。[3]在对中国教育学传统进行批评的同时，我们理应看到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之本，一个民族的教育之魂。如果中国不再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而接受西化，其结果便是有变成次等欧洲公民的危险。尽管西方文化在中国发展了相当数量相当活跃的代理人，他们长年累月地鼓吹颂扬，但古老的欧洲无论如何也不准备把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接受进西方的文化实体中。[4]忽视或者轻视传统文化，中国教育学将沦落至既无法到达远方，也回不到故乡的虚无境地。回顾西方教育学学科的确立，无不受其本土文化及相关学科，如哲学、心理学、宗教等的深刻影响。可以说，西方的文化生态孕育了西方特色的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与西方近现代教育学注重知识与工具理性不同，中国历来的传统是重视教育的精神世界与个体的精神家园。20世纪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误莫过于使我们几代人已经离开了传统精神家园，失去了东方人生智慧和德性的陶冶。文字、语言的教育完全糟蹋了汉语之美，弄成了非驴非马的文字，这从我们今天中小学语文教学和莫明其妙的考题上都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已不能读通古典，连起码的字都不认得。至于在精神资源和道德文明上，我们并吸纳西方之真善美以改善国民的精神人格，同时又大大失却了古已有之的真善美价值。[5]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有本质的差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就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土壤，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向自己的文化寻根。在此，我们可以借鉴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基本思想与主张来重新思考中国教育学的未来走向。文化存在论教育学（CulturalExistentialismPedagogy）是一种融合了存在论哲学、文化教育学（也称精神教育学）、教育人类学、现象学、批判教育学、女性主义教育学等各种学派的思想与学说。文化存在论教育学借鉴了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以及后来的发扬者英格斯特罗姆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ulture-HistoricalActivityTheory，简称CHAT）。该理论认为，应当以活动（包括主体、对象、行动、操作）而不仅仅是意识或行为作为分析单位，活动中包含的工具、符号、程序、方式、规则是促进活动达成的重要因素，强调文化和历史对活动的影响。如图1所示，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教育是德性教育[6]。中国教育学应当是具有信仰之情的，应当是立德树人的教育，在文化精神上应重建大德敦行的教育目标；中国教育学应当是具有文化之品的，应当是人文陶冶的教育，在文化价值上重建良知之学的教育内容；中国教育学应当是具有仁爱之心的，应当是由仁义行的教育，在文化伦理上重建以善至善的教育方法；中国教育学应当是具有自由之性的，应当是静待花开的教育，在文化意识上重建虚壹而静的教育实施。中国有着悠久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