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理解与构想转型期中国媒介研究扫描【原文出处】新闻记者【原刊地名】沪【原刊期号】200211【分类号】G6【分类名】新闻与传播【复印期号】200301【标题】全球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理解与构想——转型期中国媒介研究扫描【作者】黄旦【摘要题】热点话题【正文】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转型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1999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因为就在该年，中美签订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意味着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已经消除，并最终于2001年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媒介研究到底作出哪些回应？有什么样的观点？为此，笔者浏览了1999～2001年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和《国际新闻界》上的文章，试图对此作一点探讨。本文在方法上不采用严格的内容分析，而是以文本阅读和阐释为手段。这样做在科学性上可能要稍逊一筹，但其长处是有利于展示一些深层次想法和观念。关于2000年的新闻学研究，有学者曾总结道，WTO和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关系，还未全面展开，（注：陈力丹：《2000年新闻学研究的回顾》，《新闻界》2001-3）但据说到了2001年，这方面的文章有二十多篇。（注：陈力丹：《200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WWW.cjr.com.cn.）就我看到的这4种杂志，3年来从新闻传播角度直接探讨WTO的文章，数量少得可怜（粗略统计，约为6篇），根本不占中心地位，这多少使人感到意外。不过，有关“全球化”以及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却是一个主要热点（二十来篇）。也许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看来，加入WTO乃至世贸组织本身，只是“全球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因此，从后者切入而不是前者，更能反映中国媒介面临的情势。当然，也不排除由于当时中国加入WTO的正式协议文本尚未公开，与其费心猜度，自缚手脚，还不如以“全球化”为视点，使之更具灵活的阐释空间。全球化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二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背景。前者的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实在，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产生的冲击、影响和相应的不同反应，是具象的。后者的全球化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认识问题的工具或者参照系，同时也可以成为各个学科对话和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注：杨雪冬：《全球化：西方前沿理论》第4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下面我们就以此为框架，首先看一下新闻传播学中的“全球化”研究。新闻传播全球化研究把全球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实在的具象研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数量并不多，视野单一，主要是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介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它们或立足于宏观，透视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作用及对全球传播生态的冲击，（注：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新》2001-2）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之不平等，（注：杨瑞明：《传播全球化——西方资本大规模的跨国运动》，《国新》2001-2）甚至称为是一种“文化逆差”现象。（注：段京肃：《跨文化传播中的“逆差”现象》，《国新》2001-20）也有分析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内在关系，认为互联网和跨国公司的结合，已经创造出一个虚拟的“全球化”空间——商人共和国，这不仅使全球化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而且会进一步打破有关国家、民族、种族、性别等传统的意识形态。（注：杨伯溆、刘瑛：《关于全球化与互联网的若干理论问题初探》，《新传》2001-4）可也有学者以为，此种超出地理疆域的空间，将同行政管理权限形成矛盾。（注：张咏华：《网络传播社会管理小议》，《新大》2001-2）另两篇谈传播技术的文章则提出，新传播技术发展，已形成“对发展中国家对外主权的挑战”（注：王晓澜：《新传播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对外主权的挑战》，《国新》2000-1）和文化帝国主义。（注：龙一春：《国际卫星电视的发展及引起的反响》，《现传》2000-6）也有文章专门聚焦于美国，透视其媒介产业政策的变化，特别是《1996年电讯法》的颁布，导致广电业与其他产业的兼并、整合，并日益借规模优势走向全球化，（注：胡正荣：《产业整合与跨世纪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