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史看正确处理阶级关系与促进社会和谐建国以来的历史说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我们正确处理时，社会就和谐，经济建设就顺利发展;在我们处理出现失误时，社会矛盾就尖锐化，经济发展就缓慢甚至停滞不前。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作为整体的阶级已经不存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据此，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地球开战;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动，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可以说，这代表了党对促进社会和谐重要性的初步认识。但是，由于国内外客观条件的变化，反右派斗争开展后，毛泽东又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30页）。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中，把阶级斗争视为没有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分子的进攻。实践证明，对右派分子的反击是必要的，但这些人的数量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残余剥削阶级分子也将更少，很难以此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大跃进”后，党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社会阶级关系和各项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渡过了经济难关。但是，由于对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认识仍然没有成为指导方针，随着对“大跃进”判断的分歧，1962年，毛泽东强调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在时间和空间上被无限制地扩大。1964年底中共中央制定“四清”“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对阶级关系作出了新解释: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并且形成了一个阶级。他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这个错误判断成为“文革”的指导方针，导致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一系列社会动乱。社会不仅谈不上和谐，连起码的社会秩序都难以维持，国民经济在“文革”头三年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东试图改变这种动乱局面，从1969年起，他就反复提出要团结的口号:“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要团结，不要分裂”。1974年8月，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2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谈四届人大“组阁”，再次强调“团结起来”，要制止一些地方的武斗，“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还要求把“文革”以来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施行特赦，把在押的国民党战犯释放出来。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毛泽东又讲“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42、402、416、402页）这些都表现了他企望社会由动乱走向安定。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不容许否定“文革”的错误路线，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中，更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