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鲁克是我们这个商业文明时代的道德学家和管理哲学家。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既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在基础又是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超越,并以其本体论、实在论和存在主义思想为世人所称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哲学的“德鲁克特色”将会显现得更加清晰,而且这种特色将长期保持下去。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管理哲学,也是对这个时代的诊断与判决。关键词:德鲁克;管理哲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转向:F270文献标识码:A:1001Ο4950(2007)06Ο0058Ο08一、德鲁克的存在主义哲学观事实上,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思想有着较强烈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①色彩,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德鲁克存在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宣称经理人或管理者是管理学的根本,“管理就是人”、“管理是有关人的艺术”、“组织及其管理的存在先于本质”,是德鲁克管理学的最基本命题。这里德鲁克所说的“存在”是指没有任何本质的、纯粹的主观性,经理人或知识员工就是这样的存在;先有纯粹的主观性(即人)存在,然后才说明自身,即由它自由选择和创造自己的本质;这种自由(选择的自由)是绝对的;因此,人是绝对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存在”是不断的超越。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集中地表明了人的存在是主观性的,人是自为的,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去设计自己、决定自己。主观性的意义在于:自己选择,自己造就。这又意味着人的存在是自由或“人就是自由”。与存在主义哲学宣扬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人“无家可归”(homeless),人的本质充满畏惧、寂寞、痛苦等观点不同,德鲁克采取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应当怎样把人类精神层次的东西与商业结合在一起:“人们对死亡产生的后果进行系统的整理,借以规避死亡。人寿保险恐怕是19世纪形而上学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了。人寿保险推广‘分散风险’的观念,很明显地传达了业者的企图:希望人类视死亡为人生里程中的一个事件,而非终结。”德鲁克宣扬人的生命与死亡都有意义,死亡是人现实的本质特征,人要懂得为死而活。对德鲁克自己而言,只有文字才能够再现被夺去的生命与流逝的时间,并使它们永存;对于生命的意义,文字能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表达,并将其凝结升华为结晶。德鲁克常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的作品得以超越通俗意义上的是非褒贬,最终超越自我,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人性,得以升华至非凡。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学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又使人们受到机械的控制和管理,人被平均化、整体化,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创造性被泯灭,“被异化了”成为人们的共同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进步和人生观来说明和解释,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而感到空虚和惶惑不安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义。据德鲁克回忆,他对存在主义的认识始于1919年。那年,他在一家健身房结识了普福利格勒神父(FatherPfliegler),于是便开始认识宗教。普福利格勒神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存在主义问题,即你希望人们记住你的什么。“我一直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这是一个能使你不断更新自己的问题———因为它促使你把自己看作一个不同的人,看作你能成为的那种人。”[1]后来,德鲁克接受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在他德国汉堡一家专门出口五金产品到印度的贸易公司做实习生时。那时无意间阅读了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廓尔②所写的《恐惧与颤栗》(FearandTrem2bling)[2]。在这本书中,克尔凯廓尔借圣经中的故事,论述了信仰和牺牲的观念。德鲁克回忆道,“我立刻就知道,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作为存在主义先驱的克尔凯廓尔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认为真理即主观性,哲学应以上帝为依归,研究的是个人存在。德鲁克认为,克尔凯廓尔所关心的是一个19世纪人们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个人存在何以可能?(Howishumanexistencepossible?)然而,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已经变成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社会何以可能?(Howissocietypossible?)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Durkheim,1893)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就会越依赖社会”,“为什么个人在不断膨胀的同时,与社会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等问题,[3]这是一些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