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反映了当时各诸侯大国独霸一方，称雄割据，各个大国谋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于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领域展开一系列错综复杂斗争i[ii]的历史现实。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战国时期，“国”的概念相当于当时各诸侯国尤其是及各大的诸侯国的领地和势力范围，而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的概念。这是分封制所带来的，尤其是到东周时期，以周天子为象征的中央集权势力衰落，地方诸侯纷纷称霸，从而造成中华大地上分裂局面，诸侯国之间有着明显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当前国际社会的政治系统，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在当时称为“天下”，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属于国际关系，而并不是一国之内地区之间的关系。直至秦统一六国，基本上消灭了天下的割据势力，天下只存在一个国家（即秦王朝），从而使“国”具有了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含义。《战国策》中主要记录了我国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言行，策士通过不断观察和思考，分析与判断从而得出对形势的见解和对策，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言行对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视出《战国策》中蕴含的我国古代的外交思想。《战国策》外交思想的特点《战国策》中蕴含的古代外交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转变时期。政治上，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并起，更替称霸，战乱不断，成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上，奴隶制经济基础开始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确立，形成了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文化上，百家争鸣，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由于诸侯各自割据称雄，原有经济基础瓦解，地域统治与政权存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华大地上早期的国际关系由此形成，从而外交思想应运而生，并且包含着很多特点。首先，这种外交思想的萌生是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诸侯国对外政策的确立这个角度来看，国内政治环境和自身实力决定了分析国际态势的视角，从而影响外交政策；从策士其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对国际关系的基本分析决定了其对一国国内政治不同影响，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此外，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还体现在一个“势”字上，包括“时势”和“形势”。“时势”是指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战国诚生死存亡之时，如何在诸强的裹挟中，求得一席之地并自强以成王霸之业，是各诸侯最为关心的问题，谁能处事不迷，并看得较为长远，谁获胜的几率就更大一些，因此对时局的分析，对实际的把握，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纵横家对“时势”相当重视。ii[iii]而“形势”则是战国时期各国实力及其互相关系的总体态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是策士们需要不断洞察且根据自身需要尽力维护或者改变的。i[ii]王晖：《战国策》“代序”。其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我国历史的重大转变、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异常活跃、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思想家，成为此后的各家各派学说的始祖。成仁取义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治律遵法的法家思想、兼爱非攻的墨家思想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纵横捭阖游说四方的纵横家。这些思想中的精华都不同程度的被战国策士们所接受和吸纳，成为他们的理论依据和感情基调。可以说，百家争鸣是文化上的纵横捭阖，纵横捭阖是政治上的百家争鸣。再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历史形势与个人谋略的统一。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广大人民渴望获得安定与和平。新兴的地主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也希望能够通过统一来获得继续发展的机遇。这就为广大游士的诞生创造了天然的土壤。而游士、策士们作为新兴阶级中的一员，其命运也就自然而然地与大一统的历史形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诸侯国国君们为了实现其称霸的梦想，不断招贤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