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危机意识与共识——“雾霾”笼罩下的中国环境问题2022年第1期No．1，2022浙江社会科学ZHE激ANGSOCIALSCIENCES2022年1月Jan．，2022危机、危机意识与共识———“雾霾”笼罩下的中国环境问题□张玉林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一次环境问题小型研讨会上，一位日本环境社会学家曾经问我：“你们中国的知识人为什么没有紧迫感？”他曾在北京住过一年，也曾到中国的多地走访，在他看来，中国的环境恶化状况要比日本被称为“公害列岛”的时期严重得多，但是他所接触的“中国的知识人”却并没有像当年日本的“知识人”那样忧虑，以及为忧虑而奔走。已经记不得当时是如何回答，总之是匆匆搪塞了过去。然而这个问题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最近又随着雾霾的肆虐不断地逼迫我思考。现在大约可以给这位同行初步的答复。第一，我们泱泱大国文明深厚、经历太多，所谓“曾经沧海”，目前更是进化到了可以见死不救的地步，不似你们“小国寡民”少见多怪，动辄就有紧迫感，而我们太有“紧迫感”就会造成不安。第二，虽然两国都使用汉字，但你们日本称为“知识人”的高等动物，我们唤做“知识分子”，你理解了“人”与“分子”的区别，也就明白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紧迫感”。第一点可能有些武断。自认心理学的知识几乎是空白，不敢断定一个民族沉重的历史对于其认识和对待现实问题的影响如何。不过，近期接触的几位历史学家在谈到相关问题时的回答对此算是有所佐证。一位环境史学家回应我的疑问时说：“我们看得太多了……”而另一位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历史地理学家则温和而又坚定地劝告我：“别担心，天塌不下来。”至于第二点，可能被理解为试图“影射”什么。坦率地说，所有可能被联想到的问题都已经是众所周知，不再有什么需要影射，我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了特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扮演的结果：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的“读书人”那样被赋予某种超越性的期待或自我期待，而是成了特定结构体系中的一个分子，他所接收、“生产”、传播的理念、知识和信息，也大致都被结构化了。正因如此，即便那些自认为也被认为是清醒的人，也很少能免于固化和僵化。比如，一位曾提出“中国的学者已经不会提问”的著名学者，在听了我有关“发展主义与城市信仰”的发言后就曾质问：“你为什么要反对发展？！”我感到惊讶，重复说我反对的是“发展主义”而非“发展”本身，正如反对暴饮暴食和暴殄天物但并不反对吃饭一样。当然，两点答复都是粗糙的，也有以偏概全之嫌。鉴于我对心理学和“民族性”、“国民性”等问题缺少研究，细化只能集中在第二点，补充也只能围绕它展开。有必要结合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演变，来探讨关于危机、危机意识与共识达成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中国和世界的环境史上，1973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一百零一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首次就“环境问题”展开讨论和论战，成为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起点，也因此揭开了当代中国环境保护的序幕。而会议前后中国政府认识过程的转变，显示了危机意识形成的某种特征。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如汾河241本文：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