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乡村社会揉合下的宗族——一种历史的反思李建斌李寒对宗族的研究，大体上有两种倾向：一是较为传统的政治史论，将宗族看作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视族权与政权、神权、夫权同为压迫农民的工具。二是受西方人类学宗族模式(thelineageparadigm)和国家与社会(StateandSociety)理论框架的影响，将宗族看作是政治国家之外的自生的社会共同体，或与国家正式组织相对的自治性的社区组织。前一种倾向揭示出了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宗族在国家的规训之下，构成了传统国家统治的社会基础。不过这一视角却忽视了宗族并非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嵌入”乡村社会的制度，宗族作为在乡村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它体现了乡村社会构建伦理秩序以及农民进行生产合作和生活互济的内在要求。后一种倾向强调了宗族形成和发展所具有的自生性，将宗族视为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自治组织。但这种源于西方理论的观察过于强调宗族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忽略了中国的宗族组织与在“无国家的社会”制度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宗族组织有着根本的差异。本文将指出，中国的宗族是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复杂文明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中形成的，其生成、发展及至现代的变迁，都是受国家力量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宗族也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国家，作为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历史穿透性的村落共同体，宗族是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农民对互助协济和村庄秩序需求自我满足的福利社区，它是承担着抚育赡养、死丧相助、患难以恤功能的村庄共同体。一、西方关于宗族研究的理论模式晚近的中国宗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人类学宗族范式的影响。西方人类学的宗族范式主要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努尔人，以及福特斯对泰伦西人的研究。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出发点是通过对非西方的、原始的“异文化”的观察与理解来获得对西方文化本身的反思。那么，在没有类似于欧洲的国家制度条件下，非西方的“无国家社会”的政治生活是如何运作的呢？对此，人类学者对非洲的部落社会做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尼罗河下游的一个苏丹民族——努尔人的研究。努尔人没有国王和政府，他们的社会是通过地域和继嗣关系构建政治秩序。作为最大的地域性、政治性社区的部落，其组织基础是父系纽带，即部落实际上是一个继嗣组织，部落成员都认为自己是部落始祖的后代。部落又分为若干更小一些的宗族，它们的祖先是部落祖先的后辈。而宗族越小，其内部关系越紧密，越成为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社会实体。由此，西方人类学将宗族看作是在无国家的社会制度背景之中自然生成的基层社会组织。20世纪中期，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社会人类学关于非洲的“宗族范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中国宗族的范式。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宗族理论讨论的是非洲的宗族是在无国家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是否具有一般性的意义呢？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复杂社会，早已存在制度十分成熟的国家结构，如何解释中国的国家与宗族共存的现象？弗里德曼看到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但他却没有摆脱当时社会人类学主流理论的限制，没能从一个新视角揭示国家对宗族构成的影响，而是依然把宗族的发展看作是脱离国家之外的自在的一个社会共同体组织。弗里德曼认为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发展较之北方更为勃兴，因为中国东南作为一个“边陲地区”远离中央集权中心，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发展获得了广---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阔的制度空间。这种“边陲说”，实际上使弗里德曼的观察回到了非洲的宗族范式，即把宗族看成是独立于国家之外、正式组织阙如的背景之下自然形成的社会现象。将宗族看作为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是西方学者的一贯视角。西方人类学关于宗族的理论其实和早期进化论学者的的氏族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取代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进化过程[1]，这意味着宗族作为一种自然的、反映人类本性的血缘组织，是在地缘性的国家政治组织出现之前的社会自组织，而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其最终会被国家的正式组织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