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钱选在古代绘画史中地位［摘要］进入元代以后，钱选作为一个遗民画家，拒绝了新王朝的征聘而潜心于绘画艺术，这种格趣上的转向给他的艺术作品带来新的气质。钱选前期的画作在表现技巧和精神风貌上深受南宋院画的影响，后期的一些作品则较明显突破了院画体格的羁绊，在用墨和皴擦上呈现出宋元文人画家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钱选的以詩题画，号称“吴兴八俊”的钱选的詩作多由感而作，他常将他的詩文题写到画作之中，并在詩、书、画、印的有机融合上独树一帜，从而构成了后来文人画的基本形制。［关键词］钱选；文人画；格趣；以詩入画；承前启后［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4-0099-05在古代绘画发展史上，宋元之际是所谓的“文人画”得以确立并趋于成熟的转折关头，而钱选则是这一转关期的一位值得注意的典型。傅熹年和陶启匀先生在《元代的绘画艺术》一文中说：由于南人入仕受到种种限制和歧视，元中期以后南方文人中绝意仕进者越来越多，转而潜心于文学艺术。故在元代中后期，在仕途上北贵于南的同时，文人画家却出现南盛于北的现象。这些南方的文人画家大多以詩画互相投赠，翔游食于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江南富家和文人出身的贵官之间，揄扬声誉，交流画艺，形成共同风尚……这样，在元代中后期，以南方的文人画家为主体，继承南宋以来士夫墨戏詩、书、画结合的传统，逐渐创造出一种既与北方宫廷画风迥异，也摆脱南宋院体末流影响，重在写意抒怀、强调皴笔的组织和韵律的新画风，成为元代绘画中最有特色、前无古人的一种流派。元代文人画家大都不仕，不能称为“士夫”，故后人称之为“文人画”。但它和前此的“士夫画”是一脉相通的。这里未提钱选，但傅、陶二先生对元代中后期画坛风貌的阶段性变化的归纳对我们很有启发。笔者认为，这一变化及其相关绘画新风的形成应始于元初，钱选便是这个转关时期的典型代表。钱选，字舜举，号玉潭，今浙江吴兴人，生卒年不详。陈高华先生据元人吴澄詩推定钱选与赵孟頫“两人的活动差不多同时”；王伯敏先生和潘深亮先生直称其生卒年为1239-1301，即宋理宗嘉熙三年至元成宗大德五年，另一作者则称其生卒年为1239-1299，均不知何据；美国学者班宗华确指钱选的生卒年为1235-1307，即宋理宗端平二年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元大德四年，钱选以“清腥老人”自号，临陆探微的金粟如来像，表明此时他尚健在。元人张羽说：“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按照一般的提法，从元初“南赵北高”一直传到元后期的四大家，构成了元代堪与古人齐肩的成就；但就元初而言，除赵、高之外有影响的画家尚不乏其人，潘天寿便认为：“元初诸家，如钱选、赵孟頫、刘贯道等，高古细润，犹存宋代之遗绪。虽同时高克恭等，主写意，尚气韵，承二米、董、巨之衣钵而发扬之，已趋解放，渐成所谓元风者；然尚未完全脱去宋人意致。至黄公望、王蒙、倪瓒诸家出，全用干笔皴擦，浅绛烘染，特呈高古简淡之风，呈有元一代之格趣。启明、清南宗山水画之先驱，为吾国山水画上之一大变。”李裕、王伯敏等先生也持这种观点。可以说，潘天寿先生“犹存宋代之遗绪”和“尚未完全脱去宋人意致”二语从总体上正确勾勒了元初诸家的艺术特征和影响，但就钱选而言，其地位和作用还应该作进一步审视。本文拟在三个方面试作分析。一、老作画师头雪白——从历史转代看钱选的格趣转向作为由传统文化陶冶出的士人，年青时代的钱选似乎同样重道、重功名。据记载，钱选于宋景定年间中乡贡进士，此后在功名上虽然一无建树，但与宋权相贾似道的交往或许可以说明他与政治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隔膜；入元后他虽然将其所著《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等书付之一炬，然而，这些儒家专著本身似乎表明了他对正统儒学的倾心关注，是他求取政治事功的基础和资本。不过，在宋元转代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钱选确实完成了一次观念和格趣方面的重大转变。元朝的统一，实现了草原民族对农耕文明第一次完整的征服，但对宋人而言，这种打击却造成了“南人堕泪北人笑”的沉痛后果，对于文人士夫犹其如此，“昔者所读书，皆已束高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