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钢:社会理论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在首届日本社会理论年会上的发言（一）中国社会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切都决定了社会理论在中国就只能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注释版”，但是，无论从西方理论的引进，还是从学界对各种社会理论的消化方式及其程度来说，似乎都无法避开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多事之秋”这样一个现实背景的关照。从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理论界，是一个完全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领一切的意识形态领域。这种状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是从经济理论开始并一直是由经济理论引导的，尽管这种变革本身也非常曲折艰苦，但是无论如何，经济理论最终实现了突破，并在中国理论界成为唯一的不受限制的学术领域。相对而言，突破程度最小，困难最大的是历史理论，至今为至史学理论界最激进的学者也只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边缘地带苦苦挣扎，寻觅出路。社会理论的处境并没有历史理论那么悲惨，但是也绝非经济理论如此幸运。在1979年恢复社会学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理论界的中心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虽然在当时这种讨论还只是想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划出一些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讨论已经预示着社会学在以后的发展中“悬置”社会理论的倾向。应该指出的是，经过几十年教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时的境遇已经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理论大相径庭，甚至连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理论都被排除在这种教条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人们从各种各样的“教程”、“导读”、“原理”中所能知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只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社会学在恢复之初就有意识地“悬置”这种教条化的社会理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社会学的这种“恢复”事实上意味着它与社会理论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与社会理论背后的社会哲学传统的绝裂。尽管当时最早的一批从事社会学恢复工作的学者，大多是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转行”过来的，但正是由于这种“转行”带有明确的“脱离理论”的意向──如同经济学的转向本身就意味着与“劳动价值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脱钓一样──，因此，社会学“去理论化”特征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基础。无可否认，中国社会学恢复之际的这种特征，与当时经济改革和谋求发展的社会大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从最初登陆中国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对整个中国社会学理论的牵引力上就能略见一斑。以帕森斯的“模式变量”为基本参照的社会现代化模式和以罗斯托的“经济发展模型”，乃至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一夜之间成为了当时的“显学”。紧随其后的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发展理论”、“文化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理论”、“迟发展理论”、“外发展理论”裹携着一大堆没有经过任何理论反思的概念蜂拥而至，迅速造成了一个亢奋的“理论繁荣”时期。当然，经济发展作为改革先导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发展以及相关理论探讨的制约，但是在一个理论禁区依然覆盖着绝大多数学术领域的国度中，几乎一切关于社会变迁可能的解释都被化约为经济基础的演变过程，这势必造成社会理论再度落入教条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旧套路之中，而操作这一套路的“行家里手”自然不可能是那些恢复不久的社会学的新手。中国社会学恢复之际国内几乎没有任何专业师资，更无从谈及理论工作者。于是，在费孝通先生的极力邀请下，国外一些社会学家来到北大、南开等院校开设课程和举办讲座，日本的富永建一教授也在其列。但是，由于费老本人的理论偏好和来华授课的社会学家相对集中于结构-功能学派，中国国内改革后培养的第一代社会学力量接受的几乎都是“帕森斯化”了的社会学理论。这对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国外从60年代开始就对“美国化”或“帕森斯化”的社会学理论展开了抨击，到70-8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欧洲风格的社会理论，但这些对正处于恢复期的中国社会学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新一代社会学人出现时，才开始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