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现实批判性左权中学校李晋宇摘要：《聊斋志异》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它既揭露官贪吏虐的黑暗政治，也抨击豪绅恶霸的巧取豪夺；既写不同类型的压迫，也写各种形式的反抗；既写社会上的各类矛盾，也写家庭中的内部纠葛；既写封建科举的弊端，也写封建婚姻的毒害。蒲松龄集腋成裘，通过各类生活片断的描写，为当时社会勾画出一个完整的轮廓，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是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前人曾有过精辟评价：“其文往往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冥会幽探，思入风云；其一足以动天地，泣鬼神，畸人滞魄，山鬼野魅，各出情状而无所遁隐。”①本文从两方面探讨了《聊斋志异》的现实批判性：一、批判封建统治；二、批判科举制度关键词：聊斋志异；封建统治；科举制度一、引言《聊斋志异》是嘉靖以后的作品。它大大增强了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意识和批判意识，从而使文言小说的艺术功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包罗万象的白话短篇小说已风靡百年，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具有丰富现实蕴含的明代世情小说业已问世，这些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创作。长期的村居生活和屡试不第的科举经历，使他身受目睹了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荼毒之苦和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郁积了满腹不平之气，也决定了蒲松龄的小说创作不可能再是单纯的述奇记异或遣兴娱情，而必定以之作为抨击时政，揭露社会痼疾的工具。《聊斋志异》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聊斋志异》既象刘义庆的《幽冥录》那样，记载的是虚无幻诞的鬼怪故事，又象韩非子的《孤愤》那样倾吐着自己的胸中块磊。他是自觉的将记述怪异与现实批判结合在一起的。《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目都缀以“异史曰”。作者自称“异史氏”绝不是说他要作鬼之董狐，为怪异作史，而是表明他要将志异当作历史来写，是以“异”的形式达到“史”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目的。他在《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一诗中写道：“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表明自己的谈狐说鬼并不是游戏之言而是寄托着对于社会人生的愤慨的放肆言论。《聊斋志异》自觉的社会批判性的特点，早就引起世人的瞩目，正如余集所说：“所载多涉诡荒不经之事，至于惊世骇俗，而卒不顾。嗟夫！世固有服色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出门触峰，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①蒲松龄.聊斋志异·跋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7.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二、批判封建统治蒲松龄生长在世代读书的人家，接受的是封建时代的传统教育，因而他在“为诸生时，动思立名当世”（《楹联》）希望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他雄心勃勃的把功名奕世的唐代郭子仪，作为效仿的榜样：“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他曾怀着积极用世的愿望，展示过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当代的循良官吏能够实行善政，利人济物：有关服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蒲松龄《代孙惠作〈放生池碑〉》）他评价历史人物，着眼于考察他们有无利民之德；反对聚敛害民的恶官，称赞禁贪恤民的良吏。蒲松龄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超越儒家的”仁政”思想范畴。然而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统治倍加严酷的时候，他却希望仁者爱人，并以之作为武器来抨击当世的“暴政”。蒲松龄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同他所向往的仁政，几乎全无共同之处。经过明清王朝政权的更迭，清朝初期阶级矛盾和民族仍然非常尖锐。清王朝为大力强化其政权统治，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的封建主义专政，法令严酷，官吏贪残，豪绅横暴，当时的社会已成为公理不彰强梁世界。黑暗的现实引起蒲松龄强烈的不满，“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与韩刺史樾依书》）他痛斥害民的官宰是“为盗不操矛弧”的“屠伯”，指责为虎作伥的衙役吏胥是一群非“血肉不活”的“恶兽”。他抨击地方的邪恶势力，指出这些丑陋的一类人或以金钱骄人，或以势力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