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三）认知逻辑与思维定势根据制度主义的认知逻辑，行动者认知方式对制度变迁发挥巨大作用。因此，要关注制度内成员作决策时，是如何在其结构和“框架”下认识形势的。制度主义有一个重要假定，即一个制度内成员已被培养成同一类型的感知方式，他们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解释来自环境的信息。制度被锁定可能源于行动者群体认知上的思维定势；反之，行动者认知方式的改变则可能导致制度变迁。行动者的思维定势与文化信念的客观化有直接的关系。客观化特指行动者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意义，相对于行动者而言日益成为外在于行动者的事实的过程。共同信念在向他者（新一代）扩散过程中，制度世界的客观性“日益浓厚和固化”。通过模仿，“行政化”的大学治理模式被广泛接受，成为习惯，成为了正式的“理论化”的客体。久而久之，“行政化”作为一种有力的思想观念成为人们讨论任何大学改革问题的基本预设，被视为当然的“认识框架”，并以之来证明此种或彼种行动的正当性。2010年两会期间，针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逐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大学校长们本能地予以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大学无法与社会对接。有大学官员甚至坦言，“现在跟人交往，如果离开‘行政级别’这套话语系统，自己都会无所适从”[15]。由此可见，作为“认识框架”的“行政化”一旦受到冲击，将会导致大学官员集体身份的迷失和心理失衡。应该说，行动者的这种思维定势对于现有制度的扩散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当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认同大学组织和大学成员的时候，社会共同的信念和信仰使“去行政化”改革变得不可能。一方面，大学内部管理人员和教授的对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政管理方式的遵从和膜拜，以及学生对行政手段的盲从和效仿，巩固了大学的“行政化”；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组织以行政方式的评价和排名，媒体对大学行政级别的追捧，强化了大学的“行政化”。在这内外的共同作用下，“行政化”终于成为中国大学积重难返的顽疾。在这种强大的威权结构下，新的行动者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有意识的、强烈的社会化，从而逐渐拥有相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并进而促使成员形成一种专门性的认知和感觉，以使他们不再受异质世界观的侵蚀和改变，自觉维持“行政化”。的世界观。当然，行动者的世界观往往会根据行动者的利益进行建构的。行动者对任何新的情景的理解，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建构。这些利益总体上反映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他们表达的是以那种位置为基础的内在一致的世界观。不同的行动者有着不同的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和观点，除非环境的重大变化改革了他们的世界观，否则，他们仍将以一种一致的方式持续行动。实际上，即使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那些观点不能理解这个场域时，行动者仍然坚持他们的理解。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者来说，在国家出台政策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的情况下，但他们依然无意改变大学组织的“行政化”。因为改革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现有的“行政化”治理结构对他们而言是现成的制度，在政府向大学放权之后，他们没想过要重新设计大学内部治理结构，而是直接套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制度。然而，在新的形势下，老制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来无权的大学书记和校长职位，现在却成为缺乏监督和约束的“专权”派。当“行政化”治理结构在实际运行中逐渐显示出一些恶性问题时，例如，高校领导腐败渎职案件接连出现，大学办学失范行为屡屡曝光，教师、学生的群体性对抗事件也开始涌现，管理者觉得需要对高校内部治理实施某种改革和干预，但是，却发现改革的成本太高，因为这已经不是他们可以决策的事情，而是要上升到宪政层面修改法律才行。对大学内部的行动者来说，改革一旦触及自己利益，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反对改革。美国的Ryan和Roger在《混乱的金字塔：终身教职与高等教育结构》对此有精彩的描述。他们认为，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