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新安理学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元代新安理学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未知摘要：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们以“唯朱是宗”为治学宗旨，在经学研究上．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向，普遍采取了“附录纂疏”式的解经方法。到了元代中后期，新一代的新安理学家成长起来，他们都已经不再虔诚或盲目地唯朱熹之注是从了。郑玉以“阕疑”为治经原则：朱升则以“旁注”“求真是之归”；赵防综合考据向上推校而“一切以实理求之”。在这些治经方法中，展现出一种追求“真是”的新倾向。关键词：羽翼；附录；纂疏；求真是；转向：B244．99文献标识码：A：1003-854X(2012)01-0073-06徽州位于安徽南部，古称新安郡，宋、元、明、清时期均领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六县。南宋时期，徽州这一地区的理学人材不断涌现，尤其是朱熹祖籍徽州，更是促进徽州理学的长足发展。朱熹生前曾经两次回徽祭祖，徽州士人遂有不少投于其门下，这些徽籍弟子在徽州广泛传播理学，以至于在他们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那里形成为一个具有相同理念和相似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一直延续到明初，逐渐产生了“新安理学”的专有称谓。在元代，徽州地区分别形成了前后两个新安理学家群体。元代前期新安理学群体以胡一桂、胡炳文、陈栎等人为代表；元代后期新安理学群体以郑玉、朱升、赵'洧等人为代表。一、元代前期新安理学群体以“羽翼朱子”为指向的解经方式朱熹在世时，理学经典的普及化工作已经在他弟子如黄斡、陈淳、程端蒙等人那里展开了。历来精英思想的世俗化和普及化都难以避免流人训诂名物这一倾向当中，因为深邃的思想必须经过拆解，分割成为一块又一块的知识，它才能变得更加利于记忆。才能赢得更多受众的理解。朱熹身后，其弟子与再传弟子以及私淑弟子们把着力点就放在训诂名物这一环节上。仅就《四书学》而言，就出现了众多著名的注本，如真德秀的《四书集编》、赵顺孙的《四书纂疏》、吴真子的《四书集成》等，尤其是赵顺孙的《四书纂疏》，备引朱子之说与黄蜍、辅广、陈淳等十三家之说，以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为标准的“附录纂疏”体。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们以“唯朱是宗”为治学宗旨，在经学研究上，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向，普遍采取了“附录纂疏”式的解经方法。胡一桂、胡炳文的《易》学代表着元代新安理学《易》研究最高成就。胡一桂著有《易本义附录纂疏》、《易学启蒙翼传》，关于《易本义附录纂疏》的体例，四库馆臣提要云：是编以朱子《本义》为宗，取《文集》、《语录》之及于《易》者附之，谓之“附录”。取诸儒《易》说之合于《本义》者纂之，谓之“纂疏”。其去取别裁，惟以朱子为断@。胡炳文是另一位新安《易》学大家，著有《易启蒙通义》、《周易本义通释》、《启蒙通释义》等著作。《周易本义通释》一书目的与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一样，即为羽翼朱熹《易》学而作，正如此书《释例》中所云：“《通释》之于《本义》，依朱子《集注》例，盖集诸家之注为之也。”与胡一桂、胡炳文一样，陈栎亦是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家中的佼佼者，著有《书集传纂疏》一书，此书《凡例》第一条云：“标题此书云《尚书蔡氏集传》，法朱子刊《伊川易传》标日《周易程氏传》，尊经也。首卷有“朱子订定”四字，不忘本也。”显示了对朱熹经学以及蔡氏《书集传》极大的尊崇意味，是亦为“附录纂疏”体的经学著作。二胡的《易》学著作与陈栎的《书》学著作目的是为了“羽翼朱子”，而在操作中偏重了纂辑群言，所以他们的著作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附录纂疏”体的著作，此外，俞皋的《春秋集传释义大成》、胡炳文的《四书通》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胡一桂以讲学诂经为毕生追求，不问仕进。其著作除了《易本义附录纂疏》、《易学启蒙翼传》外，还有《诗集传附录纂疏》一书。《诗集传附录纂疏》的体例与《易本义附录纂疏》完全一致，所谓“附录”。也就是将朱熹《文集》和《语录》中涉及到《诗经》的内容附在《诗集传》正文之后。如在《诗集传》中解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朱熹就对“兴”这一概念有简练的注解：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