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走出去”指标体系的架构摘要：“中国教育走出去”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构成，是教育国际化向纵深方向推进的现实诉求。该研究以教育资源为分类依据，分别从理念与规划、人力资源、财物资源、空间资源、内容载体和竞争力六个维度进行实证设计，建立了6维19级的指标体系，并对相应数据的采集进行了分解，对指标体系本身进行了科学性和可采集性的验证，建立了国内第一套“教育走出去”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具有行为引领、决策咨询、教育统计和事实评价四重功能。关键词：中国教育走出去，指标体系，教育资源分类依据自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从“企业走出去”到“科技走出去”，从“文化走出去”到“教育走出去”，“走出去”的步伐开始由表及里、从硬实力触及软实力。这个过程使海外对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有了重新审视与认知。从2009年实施的“留学中国计划”及其后《教育规划纲要》专章呈现的“扩大教育开放”，至2015年中央深改组出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使教育走出去加速度运转，开始了教育国际化的供给侧改革。但究竟何谓“教育走出去”、什么“走出去”、怎么“走出去”、如何评估“教育走出去”，这些问题无论是学理研究层面还是政策话语层面都还不甚明朗，本文籍此抛砖引玉。一、“教育走出去”的内涵明确“教育走出去”的内涵是建构该指标体系的必要条件，厘清“教育走出去”与教育全球化、教育国际化、教育输出、教育贸易之间的关系，并据此为指标体系建构寻找可行的、概括的、简明的和可政策化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标的架构、论证和验证，最终形成和而不同的“教育走出去”指标体系。关于“教育走出去”学界有两种理解：一种是阶段论，另一种是包含论。---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阶段论”认为教育“走出去”是教育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即改革初期的“面向世界”阶段。彼时，大量国外的教育思潮向国内输入，打破了前苏联教育思想的单向度影响，中国教育学人开始重构中国教育生态；第二阶段开始尝试教育“引进来”，包括大量派出公费留学生、访问学者，引进国外的专家、教育管理方式，以国外先进的教育生产力促进我国教育在规模和内涵上向纵深发展；第三阶段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驾齐驱阶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提升，教育的竞争力、吸引力、拓展力显著增强，目前我国正处在此阶段；不久的将来将向第四个阶段迈进，即以教育“走出去”引领“教育引进来”，从“坐在路边鼓掌”到逐渐“站在舞台中央”，由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包含论”的观点有二：其一认为无论是教育面向世界还是教育“引进来”或“走出去”，都可以用一个学术用语——“教育国际化”或一个政策用语——“教育对外开放”来概括，无须再提具体的“教育走出去”的概念，单独提列既在战术上不利于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于学理上也过于通俗，更不宜放入正式的国家政策题录中。另一种“包含论”认为“走出去”是国家的总战略，是国家对外开放从需求方向供给方转化的标识，是中国从规则适应者向规则制定者角色转换的要求，这个概念要明确提出来并适时加以强化。“走出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等方方面面，教育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认为，两种观点无本质的差异，一种是动态的历史考察，另一种是静态的学理分析。但两种论点都有弱化“教育走出去”的可能，故对“教育走出去”不但要明确提出来，在当今“反全球化”开始抬头的今天，更要强化“教育走出去”的理论研究、政策定位和实施路径。我们对“教育走出去”的界定是从主体、内容、方式三个维度进行的：“教育走出去”是指相关责任主体（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及与教育相关的责任主体）在教育国际化和教育全球治理进程中形成共识性的战略与规划、参与国际教育事务、供给自身教育资源、提升自身教育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过程与行为。现阶段，“教育走出去”从属于教育国际化，与“教育引进来”构成教育国际化的一体两翼；从长远看，教育国际化适时会走向教育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