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治与乱循环的怪圈纵观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便能发现历朝历代无不陷入兴衰交替的怪圈，无一不是从开国之初的生机勃勃，走向终结时的民不聊生。其实出现这种规律的交替并不奇怪，核心原因就在于两者：人口变化和财富兼并。新王朝在战乱中诞生，人口在战争中锐减，而土地又刚刚被重新分配，比较平均合理，所以百姓能够丰衣足食。但随着时间流逝，人口在和平年间急剧增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等到人均耕地突破了让大多数百姓还能勉强活下去的临界点，末世那民不聊生的惨剧便会闪亮开场，义军蜂起和改朝换代也就随之而来。之后，又是人口锐减，土地资源富富有余，且被较为平均地重新分配，新王朝重现盛世新貌……一个新的循环便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2、土地承载的极限用宏观的视角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文景之治（人口1400万）、光武中兴（2100万）、太康之治（1600万）、贞观之治（1300万）……秦末大乱（4000万）、绿林赤眉之乱（6000万）、黄巾之乱（5600万）、隋末大乱（4600万）……历史的脉络其实非常清晰，每当人口只有一千多万之时，就是“大治”、“盛世”；而一旦人口恢复到五千万左右，就是“大乱”、”农民起义蜂起“。其实出现这种规律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总量向来有限，所以在明清两代对江南进行充分开发之前，五六千万人口便是这中华大地所能承载的极限。人口一旦突破五千万大关，耕地就不足以支撑人口，纵然此时君明臣贤，土地分配绝对平均合理，也肯定会有人要饿肚子。更何况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根本就无可避免，一旦大量土地再聚集到少数人手中，就会加速贫富分化，随着上层社会奢侈浪费，社会现状严重不公，往往不到五千万人口时，百姓就已痛苦不堪，心生叛志。等到改朝换代之后，战火消灭了大量人口，人均耕地再次宽裕，前朝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后，百姓便再次可以吃饱肚皮。以隋朝为例，人口的数量已经决定了大隋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大运河和三征高句丽劳民伤财不过是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没有犯这些错误，或许4600万人口时百姓还能支撑，大隋还能再挺上几十年，等人口增长到五千六百万再亡国。王莽时代的大骚乱，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却无人提及：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上台时，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于是换成任何智力正常的人做了君主，都可以做出”光武中兴“的政绩。“贞观之治”也是一样的道理，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黄河下游地区呈现“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景象后，才因为人均土地的增加，让原本失去土地的百姓重新得到了生活必须的生产资料，人均耕地大幅上升，对劳动力更是产生迫切需求。而且新朝初建，前朝的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也是人均土地增长的重要原因。之后就是和平年底，人口大幅攀升，其实到了李渊统治末期，社会就已经安定了，而在贞观八年的所谓"盛世"，也无非就是人口增长，百姓大多能吃上饱饭而已。其实一切都不过是社会自然调节的结果，战乱后人口和经济的自然复苏而已，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即使统治层再昏聩，百姓能吃饱饭，就是盛世，皇帝也是明主；而如果无米下锅，不管是因为异族入侵，还是天灾严重，那即使皇帝像崇祯一样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处理政务，俭省到衣服补丁摞补丁，连里面的棉絮都飘出来的程度，快饿死的农民也照样造反不误，然后改朝换代，新朝为加强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再一加丑化，前朝的亡国之君就成了少见的昏聩之徒。然而中国的历史一向走主观主义的路子，儒家更是喜欢用道德来决定一切，所以盛世总被解读为明君贤臣，而乱世就是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外戚干政……事实上，秦、隋的灭亡，和后世的暂时”盛世“，根源都是人口。当然，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和管理也是有影响的，秦、隋末期，无不伴随了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