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力量替嬗与国家应对【编者按】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变迁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核心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中国中古时期“富民社会”说，对这一核心问题做了颇有新意的探讨。本栏刊出黄纯艳、张锦鹏、杜雪飞、黎志刚等学者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阶层构成、民间社会状况等角度就此新说所做的深入阐释，希望有助于学界了解这一论说，并增进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变迁问题的认识。提要：中国中古时期经历了工商业为代表的财富力量兴起、式微和再兴，以及士族势力的起落。社会力量这一替嬗是社会经济的自然力量和国家的制度设计交互影响的结果。汉武帝新政通过打击和疏导双管齐下，消除了春秋战国以来日益膨胀的工商业力量，但其作为疏导财富力量的不限民名田政策成为士族阶层兴起的滥觞。唐朝在此前历代消解士族努力的基础上，通过科举制等制度将士族吸纳到统治秩序之中，转化为国家统治力量，完成了消解士族的过程。宋代建立了与财富力量共利分利的机制，与财富力量确立了相互依存而非对立争利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处理与社会力量关系的良策就是因势利导。关键词：中国中古；财富力量；士族势力；国家应对社会转型常伴随着社会力量的嬗变，每次社会转型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新旧社会力量关系的问题。中国古代两次社会转型――春秋战国到西汉前期社会变革和唐宋社会变革也伴随着社会力量的消长。在王朝更替的表象背后，社会力量的消长更深刻地反映着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特性。考察古代社会力量如何在社会经济的自然力量和国家制度设计的交互影响下消长变化，对我们更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具有积极意义。一、汉武帝新政与新兴社会力量的消长春秋战国的社会经济变革使西周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彻底的蜕变。作为社会基本阶层的士、农、工、商都是不同于西周贵族、井田民和奴隶的新兴社会力量。严格来说，“士”是从农、工、商阶层孕育出的被国家吸纳到统治集团中的群体，农、工、商是作为国家统治基础的社会阶层。春秋战国的“农”主要指从耕种井田的农民转化来的拥有私有土地的小农。各国通过“初税亩”，“相地衰征”，“作爰田”，“作丘赋”，“初税禾”等等形异实同的制度改变建立了与小农的依存关系，到战国时期，确立了各具形态的税、赋、役的赋役制度。税是以田为征税对象，征收粮食的田税，赋是以口或以户征收的纺织品或货币，役是按丁征收的力役。1国家运行的实物和劳力供给都通过对小农的土地和户口的控制来保障。春秋战国的职业工商业者也是西周“工商食官”和“处工就官府”的国有制中蜕变出的新兴阶层。在私有化的浪潮中资源和市场都向社会开放，催生了职业的工商业者。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与工商业者并存和共赢的机制。如郑国的商人与国家有明确的相互认同。商人玄高用自己的财物智退秦师，保全了郑国。郑国执政子产说，郑国与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1齐国利用人求利的天性，农商并重，统治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2齐国的临淄“甚富而实”，人口达到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3西汉初期的“齐临?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4仍保持了战国齐国的繁荣。商品经济和职业商人的发展蕴含着契约精神和城市经济的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能方向。许倬云说：“中国的发展定向于农业经济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混乱年代中，始终存在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即发展出一种主要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当时，庞大而繁荣的市场中心随处可见，赚钱盈利与契约互惠的市民心态非常流行，这两个条件都是重商主义发展的沃土。”5秦朝的统一将国家引向了战国秦国重农抑商和法家治国的道路。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范围都远甚于秦国的东方六国商业发展，资源开放和市场开放的传统在秦朝统一后继续延续。商业、冶炼和畜牧等行业仍有众多致富者。《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秦朝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