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学术组织自治西方大学自治的实践与中国大学的一个现实命题摘要：大学自治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大学内部基层学术组织自治，权力重心集中在学院或讲座层面。在我国现有法制环境中，研究大学自治从外部自治转向内部自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在设计现代大学制度时，应着重考虑激活学院的办学自主性、能动性和积极性，使学院成为权力重心。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符合按学科办大学的逻辑和我国教育法治精神，还可以提高大学运行效率。关键词：基层学术组织，大学权力重心，自治一、从大学自治到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研究视角转向的必要性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大学自治是一个久远的命题，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先生大学（巴黎大学）和学生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大学自治这一概念在大学制度演变进程中也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至今，大学自治既是一种大学理念，也是一种大学制度，同时还是一种权力。作为权力的大学自治，当下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东方国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关于大学内外部权力如何配置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国外学者研究大学自治主要关注大学内部的权力分配，因为大学外部自治是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大学自治在我国是一个舶来品，作为一种理念是随着清末新政从欧美引进来的，作为一种制度在我国民国时期也曾经实践过。近年来，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背景下，国内学者在讨论大学自治时主要关注点是大学外部的法律关系，尤其是大学与政府的分权问题，即如何落实法律赋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似乎陷入止步不前的困境，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我国大学的法律地位、大学的法人属性、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法律性质等在法理上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现有的大学制度最大的弊端是：领导体制中政治框架与法律框架的不协调，政治框架内的“一把手”与法律框架下的“一把手”的双峰并列；决策体制中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脱节，实践中要么是行政决策架空学术决策，要么是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两张皮”[1]。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立法上着手，建立符合法治精神的大学制度，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问题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可以预见在我国要建立“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中国特色大学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环境中，研究大学层面的自治，即研究大学与政府的法律关系固然有重要的意义，但主要还是学理上的意义；从现实出发，把视角转向研究基层学术组织的自治有更积极的实践意义。基层学术组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本文中指基于学科的一种学术建制，是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交汇点，具体为大学内部的院系或学部、讲座。基层学术组织自治关涉大学内部权力配置问题。我们认为，只有解决好大学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衡问题，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才有个良好的权力承接平台，这样才有可能走出大学与政府之间放权与收权的两难境地。二、西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的传统与现状学界公认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因此探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追溯其源头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中世纪，学院起源于私人捐赠的慈善机构，创办者的目的仅仅是为没有付费能力的贫困学生提供膳宿。学院与同乡会、学舍等大学分支机构，是具有“法人团体权利的组织”[2]，大学则是一个由学院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公共教育制度迅速发展，大学陷入停滞状态，教学开始分散到多个学院，学院开始成为适合教学和对学生个别指导的教学场所，学院成为自治的教学机构[3]。这种转变是一种“教育上的革命”，使巴黎、牛津和剑桥从趋于集中的大学转变为趋于分散的大学。由于教学重心下移，西方大学大多走上了基层学术组织自治的轨道。1.法国的学院自治。法国是学院制度发祥地，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按传统的学科知识为标准设立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其中文学院是基础学院，其他三个学院为高级学院。由于法国是双重集权体制下的大学自治，大革命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负责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