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典型观”与中国“意象观”之简要比较考察中西方文论，我们发现有许多共通之处，如“灵感”与“妙悟”，“理念”与“道”等，本文所要讲的“典型”与“意象”，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或许有人认为“意境”与“典型”更具有可比较性。但是，笔者认为，从层次上来说，“意境”要比“典型”要高出一层，“意境”既不是对简单物体形象的总结，也不是对人物形象的概括；而“典型”，虽也有一定形而上质，但它大都只是指人物形象而已；而“意象”它又大都指向景物的蕴含的意味。所以，笔者认为，“典型”和“意象”更有可比性。孙秋克教授说道：“虽然意境与典型都具有综合和概括的相同一面，反映了人类对艺术规律认识的一致性，但不同文化背景造成的差异，是二者最大的差别。”[1]69追溯“典型”与“意象”，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一一“轴心时代”。“典型”的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其诗人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的话已富含“典型”的精微；而“意象”则更要向前推进百几十年，追溯到相传为孔子所著的《易传》一书。为了便于行文，文章先对“典型”和“意象”作一简要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异同比较。其实，尽管典型观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且为历来文士哲人所探讨的对象，但在西方，它并不很受重视。即使在恩格斯那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也只是在两封信中，轻描淡写地谈到“典型”而已。“典型”在西方并没有像在中国受到隆重的待遇，究其原因，只能怪我国学者迷信，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主义式的解读。尽管如此，由于其历来悠久，并且确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以，尽管在时下，其影响几乎销声匿迹，但是对其作一简要梳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2]28接着他又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2]29亚里士多德时代历史多为断代史，其话语是对这一事实的精当阐释。诗人不能摹仿偶然的现象，而要揭示本质和规律，展现个别事物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性，亚氏的这一说法，朱光潜先生认为，“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意义，也正是现实主义的最精微的意义”[3]72。关于这“典型人物”的讨论，后世虽多有讨论，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典型观也就在典型、类型、定型之间摇摆不定了。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贺拉斯即是如此，他走向了类型说的一端。在《诗艺》一书中，贺拉斯曾如此说：“譬如你是一个作家，你想在舞台上再现阿喀琉斯受尊敬的故事，你必须把他写得急躁、暴戾、无情、尖刻。写他拒绝受到法律的约束，写他处处要诉诸武力……”[4]143很显然，只是因为荷马这样写，所以要求后世作家也这样写；他还说：“我们必须永远---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4]146这就走上了肤浅的典型观――类型说了。后来的布瓦罗，其《论诗艺》一书中，也仍重复了贺拉斯的“定型说”：“写阿迦麦农应把他写成骄横自私/写伊尼阿斯要显出他敬畏神?/写每个人都要抱着他的本性不移”[3]683之后的讨论仍在继续，不过引人注意的是歌德和席勒两人关于“一般”和“特殊”的讨论。可以说，后世关于典型的观念，也就不出他们两人所说的范围之外了：“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种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只是到事后才意识到。”[3]406-407歌德奉行“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而席勒却奉行“为一般而找特殊”，这也难怪恩格斯说不要“为了席勒而忘记了莎士比亚”[3]701：因为按席勒的路子，就会走向概念化和类型化。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在吸收了黑格尔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