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转型“红利”的积累与有效利用中国体制转型“红利”的积累与有效利用摘要：中国的改革能够兼顾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首先与恰当的转型顺序有关，也与每一轮改革所形成红利被合理有效地利用有关。中国农村改革具有自发性质，得益于历史经验，由此形成的改革红利被用于支付部分价格改革成本是正确和幸运的。乡镇企业在价格改革具有优先性的引导下，利用短缺经济获得大发展所形成的改革红利，又被用于支付国企产权改革的成本。本文认为，假如改革停滞，任何改革红利都会被新制度建设所遗留的“赤字”逐步耗散掉。关键词：体制转型；改革红利；改革顺序；改革成本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志码:A:1001-862X（2014）05-0032-006一、引论直到2001年章家敦发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之前，尽管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成为“有别于西方预言的鲜亮榜样”，但转型路径一直不被西方看好，最积极的展望也仅仅认为中国转型发展“能说明的问题和无法解释的问题一样多"（Do许多转型比较研究文献之所以“讲得对但讲得不准”，一是因为“渐进式转型（改革）”之说的确很难解释中国体制转型收获的巨大红利；二是因为将中国转型成就与现代经济学直接挂钩，几乎无法解释这些公开的知识信息为何没有在其他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类似的效果。鉴于“奇迹”本身就意味着超越理论预期，所以有学者设定了新假设并承认存在未知因索。比如林毅夫在1995年就发现，前苏东转型有“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出谋划策，却搞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改革中,学院派经济学家参与相当有限，却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果”。“一国制度改革经常沿着'试错'的基础前进，成功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运气和政治领导人的聪明才智”（2）。新近的研究成果则提到，“没有哪个低收入国家能与中国的行政能力相比，可能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那么好的运气”（3）o据此，有人感叹近30多年来“上帝的口袋里装着中国护照”o在浩繁的转型机制研究文献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解包括：（1）青木昌彦不赞成将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解释得与过去三千年历史缺乏关联（4）。（2）森明确指出，1949年以后中国一直重视基础教育和普及医疗卫生等“工具性权利”，所以“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追求“实质自由”（5）。（3）钱颖一等人在“财政联邦主义”的视角下，解释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积极作为，认为给定“增长竞争”优胜者政治晋升的激励规则，如果地方官员无望按照传统方式获得新投资，就只能选择符合市场制度的方法來吸引投资，同时大力发展自己下辖的企业。科斯也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做得比西方多得多”（6）o（4）中国的转型和增长尤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挑战令人生畏，但也被称为“改革的黄金吋代”o现在看来，当吋中国学者盛洪、樊纲等提出“放开体制外、稳住体制内”的“增量改革”观点，是有较强解释力的（7）。问题只在于中国转型路径的必然性是什么。对于本文命题，究竟需要面对和处理哪些基木事实和问题？简单说，造就了中国奇迹的因素既不是单纯的体制转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为什么中国能在体制转型的同时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这个“难度犹如飞机在飞行途中更换发动机”的结果（8）,构成了远超过人们预期的醒目的例外。从根木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富含关于转型冃标的知识，但“休克疗法”则过分忽略了人类从未有过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经验这个重要事实。因此仅仅呼吁“做对激励”是不够的。为了避免“经济休克”首先成为“治疗”的结果，做对供给新制度的顺序可能更重要。对于一个因“文革”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贫穷的农业大国來说，设法尽快获取第一轮“改革红利”，并迅速用于推动下一个顺序正确的改革领域，在保全牛产力存量的基础上设法扩大增量部分，恐怕不失为明智的转型策略。中国的体制转型差不多正是这样做的。二、中国农村改革的独特性质和意义1・农村改革的现实动力和历史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四人帮”覆亡的方式确保了中国政治上层建筑的连续和基本稳定，使中国不必如苏东国家那样在一个时代的断裂带上，同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制度。“文革”运动杜绝了利益集团，也将传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