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吴德峰曾是“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吴德峰,中共早期革命家,湖北保康人,1922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吴德峰长期从事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王震语)。他曾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他历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保卫局局长、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1937年到西安发展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秘书、武汉执行组顾问,后历任晋察冀中央局敌工部部长兼阜平县委书记(纠偏)、郑州市委书记。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出任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长。后历任国务院政法办副主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政法学会会长、党组书记。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父亲多年从事秘密情报、交通等特殊性工作,他的事迹鲜为人知,甚至在党内除一些老同志外,真正了解他的人也不多。但他老人家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始终是受崇敬的严师、慈父。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对党、对革命事业有执著、无私奉献的精神;他对敌人、对艰难险阻和对突发事件,有随机应变、临危不惧、机智多谋、坚韧不拔的能力;他博闻强识、思维敏捷,长于逻辑推理、分析预测,更有优秀的组织能力。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们家历经三代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父亲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大房产主家庭。我的曾祖父吴国弼曾在清朝任四品“通奉谏议大夫”,在云南等地做过官,辛亥革命前夕他当过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受维新变法的影响,先后送他两个儿子吴元泽(我的二伯祖父)和吴元钧(我的祖父)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以期习武救国。吴元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曾任新军战时司令部参谋长等职,衔至中将;吴元钧在辛亥革命时曾任苏浙攻宁联军参谋长等职,衔至少将。父亲从小就受着家庭、社会和从维新变法向辛亥革命转变的思潮的影响和熏陶。辛亥革命前后他十三四岁,到武汉湖北官立两等小学堂念书,曾加入湖北省革命学生军任班长。1914年,父亲考入了素有革命摇篮之称的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这期间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曾与毛泽东等有过书信往来,和萧楚女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参加并积极组织领导了当时的学潮运动,曾作为学生代表与当时的教育厅长谈判,驱逐了反动校长,从而和当时在该校执教并任校监的董必武建立了革命的师生之情,与陈潭秋、徐全直等结下了至死不渝的革命友谊。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坚持介绍下,党组织在1924年2月批准接纳父亲这个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候补期几经缩短为一个月。同年7月,父亲当选为改组后的中共武昌地委委员。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这样对我们说:“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经三代,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吴德峰同志参加革命是主动走上梁山的”1925年因工作需要,党决定父亲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当选为湖北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父亲利用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望,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先生的推荐,担任了武汉公安局局长。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国民党大肆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四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父亲在和国民党周旋一阵后也撤退到了汉口。大革命失败后,不少人意志消沉,登报声明脱党、退党,甚至背叛革命。但父亲这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在国民党已取得的高官厚禄,抛弃了家庭的荣华富贵、万贯家财,冒着被通缉杀头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踏上艰苦的革命征途。正如王震回忆时讲的,当时很多人参加革命是逼上梁山的,而吴德峰同志参加革命是主动走上梁山的。1927年年底,父亲调往江西省委先后任赣西南、赣北地区特委书记,领导该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动群众工作。后江西省委(在南昌)被敌人破坏,波及九江等地,他当机立断转移安顿机关和同志,携同快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