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用断想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教导理论进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窘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导理论进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导的思维方式从简朴走向繁杂的必要，强调教导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导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关键字中国教导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窘境繁杂性研究、繁杂思维方式、原创性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20世纪就这样终止了。一个可以寄予好多期望，又隐匿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头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资产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计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梦想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聪慧和气力呈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导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导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变更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理应做些什麽？貌似可想可说的话好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一p>中国近代的教导理论[1]是随著20世纪几乎与近代教导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进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奇怪曲折、繁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导理论的进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确定意义上，教导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熟悉这一点，对於今後教导理论的进展有重要的意义。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进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代进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进展的实践紧密相关的学科。拿教导理论的进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导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导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谙教导史、教导思想史、教导学科进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体验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步形成了学科的内布局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导理论研究者中的大量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步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导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探索教导理论的进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导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概括、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导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查看、测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导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导理论能透露客观规律，能摈弃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扰，还在追求的过程中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步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导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导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外观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导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导研究未达成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导研究对学科进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往往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详察教导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导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导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导理论可言。一些从教导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导交错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骄傲，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导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导理论已经消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