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___于建嵘2010年4月9日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钱刚：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于建嵘教授，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有很多著作，比如《岳村政治》、《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底层政治》等等。他是一位对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媒体对他也非常重视，《南方周末》曾经评选他为年度特别致敬人物，《南方人物周刊》曾经评选他为中国魅力人物。于教授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三农”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的三十个人之一。他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到北京的上访村，一住就是很长时间，去了解上访者的实际情况。以至于有一年两会召开期间，被误认为是上访者，遭到五辆警车的包围，差点被警察带到收容所。下面我们有请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演讲。于建嵘：大家下午好，有机会到香港大学访问并发表演讲是件很高兴的事情。为此，我要感谢钱钢先生，是他在香港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团队邀请我来的。钱钢先生是我所崇敬的人，他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寻找真相的批判精神是我永远的学习榜样。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寻找重构中国政治的力量：信息技术与民众抗议行为”，我试图想回答一个问题，在目前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中国民众的抗议行为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或者说，我想同大家探讨，在网络时代，中国政治是否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我先从一个农民的故事讲起，这个农民叫廖哲辉，男，1940年生，小学文化。1993年从广东打工回乡后因不满各种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而当面指责村干部并发生冲突。1994年开始上访到县，在遭受镇干部打击后上访到省市。1995年后数次发动农民到镇政府讲理并联名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在上访和诉讼均未见效的情况下，购置扩音设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坚持至今已达7年之久，是位名副其实的宣传家。我曾经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教授在湖南做调查。当时我想象这个人应该是相貌堂堂，能说善辩的，因为他在当地的影响特别大。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就是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农民，而且非常不善言辞。2003年6月25日我第三次去和他做访谈。他告诉我:“他们乱收费，我到处告，他们就想法办对付我。没有人处理。我看告来告去，还不如自己宣传发动群众。于是，我就用儿子给我的钱买了一部扩音器，花了600多块钱，包括喇叭和线一共用了一千多块钱。后来又买一部，共买两部，四个喇叭；一套借出去，别的乡镇来借，不要他租，不收他租金钱，两边宣传同时起。我自己去搞宣传。我拿到中央的13号文件，先在家里请文化水平高一点的读，用录音机录下来，省委王书记那个关于减负政策的那个电视讲话都录了下来。录的磁带不是一本，我买了两盒空白磁带，一盒是十本。为什么要录这么多啊，怕干部洗了，说你哪句话错了。是在台源市场上宣传的，租了车子是这样宣传，那个影响就大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次声势搞大了，县里就来镇压，我们拿了喇叭在宣传，他们就说，没经批准，哪个去宣传，就要抓住哪一个，处理哪一个。我是按原文宣传没有更改，怎么算违法。我第二的儿子也参加了，对县里政法委书记说，按原文宣传没更改也算违法啊？你县里违法，先就要处理你，你还有权力处理别人啊，我告上去先要处理你！要县里政法委书记签字。后来就去拿磁带，说要鉴定，我说录音机都借了在那里，哪里是违背的，拿原文到镇里去鉴定。第二次就租了两台车去宣传。宣传时，我们就把照相机带去了，还把小型录音机带去了。看到我们宣传，干部就用喇叭说我宣传违反党的政策。我们先就用录音机在录，他没注意，我们就连录几本磁带，录他的依据。他说我们违反法律、非法宣传，随他怎么去讲，这些人把他讲的那些依据都录了。当我们给他们照相时，干部就去抢照相机，没抢去。看我们用照相机照相，县里的武警班连忙脱服装、取帽子，坐车走掉了。后来我们到省里，把宣传磁带和用武警镇压我们的照片都带去了。告乡镇干部镇压我们宣传，说我们宣传错了，我说限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