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假命题：从传统文化借鉴反腐败经验张绪山2006-11-1611:55:44阅读203次作者提供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文章搜索近期热点文章累计热点文章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和官场腐败案的层出不穷，不少人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克服腐败的灵丹妙方，以至产生了一个“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的设想，而且有响声日高的趋势。从动机上，论者可谓用心良苦，但严格说来，此论却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假命题或伪问题。“传统文化”是一个意义十分宽泛、模糊的概念。客观地讲，“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对于其中所体现的人文和社会价值和意义，似不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个命题所关涉的，是“反腐败”这个时代问题与传统文化中的“反腐败经验”。就具体的指向而言，“传统文化中的反腐败经验”所能包含的，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诸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一是传统官僚政治文化中的吏治经验。因此，看似玄虚而复杂的“反腐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回答，传统文化中的这两个方面是否能为当今社会面临的“反腐败”主题提供有益的借鉴，而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方面似乎与反腐败这个主题无甚关涉。无庸赘言，“重民思想”确实是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思想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在中国历史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些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书生一相情愿的理想而已，执权柄的统治集团所坚信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骨子里是不会接受的。这种书生理想在“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处于很微末的地位，历来都不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更没有在专制体制下的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本思想”不同。“民本思想”与“社会契约论”互为关联，促成了作为近代世界进步标志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从来没有产生类似的结果。实际上，盛行于今日政坛的所谓“人民公仆论”——人民是主人翁，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在深度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重民思想”。既然“人民公仆论”无法阻挡滚滚腐败之流，那么以历史上的“重民思想”，又怎能在今日的反腐败斗争发挥作用？要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反腐败”这个时代命题，已经不是某一种观念所能解决。“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道德自律，在一个礼崩乐坏、欲望横流的时代是不会有任何效验的。唯一可行的措施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上的约束力和法律上的惩罚力，二是保证这种约束力和惩罚力得以落实的物质力量；这两个方面互为里表，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有制度和法律而无保障其落实的物质力量（具体表现为代表权力制衡的政治集团），制度和法律等于虚设，难以推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有权力制衡的政治集团而无相应的制度和法律，则物质力量之行为无规则可遵循。传统官僚政治体制及其文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在本质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集权政治。这种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是严格的等级关系。在这种权力等级结构中，上对下拥有绝对的权力，下对上必须绝对服从。由此造成一个必然结果是，国家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转，廉洁高效，取决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最高权力是否能保持强大控制力，二是这个最高权力本身能否能保持廉洁。但问题是，最高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实际上最易腐败的，一旦最高权力腐败，整个官僚政治绝对不可能保持其强大控制力和廉洁高效，因此腐败成为不可避免之事。换言之，传统吏治制度的制度约束力和法律惩罚力，其前提是不稳固的，它没有得以落实的物质力量，即不同政治集团制约力量的保障。中国历史上，所谓传统吏治经验无非是严刑峻法，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之类；但专制制度下的历朝历代的严刑峻法，都永远脱不了事后惩罚的老套路，而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早已充分证明，“事后惩罚”的法律制度，不管如何严厉，都根本无法杜绝官员腐败于未萌，因为它所能做到的只是对已经形成的犯罪事实实施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