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的三次辯難及其詮釋學義蘊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王陽明“四句教”有"懸題”Z稱，乃明朝思想史Z—大公案，四句Z屮，尤以首句“無善無惡是心Z慵”，而致釋者聚訟紛紜。由此而起種種學術辯難競艮達數世紀Z久。有積極的張揚者如王龍溪，有謹慎的存疑者如清儒李級，'有否認者如劉宗周、黃宗羲師徒，2有激烈的批判者如王夫Z、顔元、張烈Z流。3木文擬處理的圍繞四句教所發生三次辯難事件皆處在16批紀屮的三個時間段內。依時間先後分别爲：（1）錢徳洪（1496-1574）與王龍溪（1498-1583）“四有”與“四無”之辯（1527年），此屬同門Z爭，二人皆爲浙屮王門。（2）許孚遠（1535-1604））與周汝登（1547-1629）“九諦”與“九解”Z文字官司（1592年前後），此屬異門Z爭，許是湛門（甘泉）弟了，周系泰州學派羅汝芳Z弟子。（3）顧涇陽（1550-1612）與管東溟（1537-1608）Z辯（1598）,此屬有朱子學傾向的東林學派與泰州後學之爭。辯難或論辯與一般的對話不同,論辯的藝術是說服對方的藝術。它既需要有適合自己的措辭，勺同時還要給出讓對方信服的理由與證明。因此，論辯的雙方都希望以對方可以接受的原則去駁斥對方所持的觀點，換言Z,雙方都將一些比辯論的論點更基木的原則視爲共同的前提。這些被預設的前提是不需要給出理rh的，因爲，任何給出的理由都不比這些前提更基木、更具合法性。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任何證明都是有盡頭的，“在有充分根據的信念的根基處，存在著的是無根基的信念。”1112131415這些作爲共同前提的信念是理解對方、說服對方的基線，也是雙方可以共同訴諸的合法性Z源。維特根斯坦君曾把這些信念比作是相對固定的“河床”，一切沖刷它們的河水（具黯的観黠）Z流動都受到這一河床地形的制約。當然，河床也11'李紡之〈心體無善惡說〉有“'無善無惡心之體'本龍溪所記《天泉會語》,果否出於陽明先生尚未可知”之語,見孕繚《穆堂學案》，戴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三卷），齊魯書社,1994年3月第1版,頁598。12見黃宗羲：《明儒學案•江右學案一》，屮華書局，1985年10月第1版，頁334-335o又參：黃宗羲：〈與友人論學書〉，載《黄宗羲全集》（第十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頁148-149。13張烈甚至稱“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壞天下之人心”,见張烈：《讀史質疑》卷四，轉引自陳家懿；《王陽明》，臺灣朿大圖書公司，1997年第3版，頁154。14'措辭一詞在此取說服論述Z手法諸如辔喻、訴諸權威等義，參麥克洛斯基等著：《社會科學的措辭》，許寳強譯，三聯害店，2000年3月第1版，頁7-29o15b參Wittgenstein:OnCertainty《論確定性》,253條,Harper&Row,Publishers,NewYork,1969,頁33。有改道的時候，這相當於信念的“改宗”或範式的轉換。依此，我們可以嘗試在上述的三次辯難屮，尋找出每一次論辯的措辭與雙方共同持有的基木信念項，在此基礎上尋獲三次辯難所共同持有的基本信念項，並進而看清楚先前的哪些基木信念項失效了，而被新的信念項取代了。通過這種對三次辯難的論辯措辭與河床信念的共時態與歷時態的考察，可以使我們從一個側面認識新儒學傅統（尤其是心學傅統）演化過程屮的權威（聖經、聖人、聖傅）與個鵰的騁驗Z間、經典與詮釋Z間、正統與創新Z間存在的種種互動與張力，檢討這種關聯亦有助於我們把握儒學傳統的詮釋性之品格及其相關Z問題。一、錢德洪對王龍溪：“四有”對“四無”（1527年）“四句教”文本常見的有三種，以刊行時間先後計：（1）《傅習錄》（下）。（2）《陽明年譜•三九（3）《王诡溪全集》卷一《天泉證道紀》。前兩種系錢徳洪鉴理，通常以爲亦得到王龍溪的認可，後一種爲龍溪弟了所編。其他相關文獻基木上沒有超出上述三種文木的內容。。《傳習錄》的記截如下：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