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制度完善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以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标志，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随着依法治国和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推进，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建立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求、比较完善的刑事诉讼制度，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法制课题。本文拟在回顾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必要性与修改的方式、内容和指导原则等问题作一简析。一、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框架作了重要调整，而且在技术性的程序规范方面也作了不少改革，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有关部门又根据贯彻实施的要求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刑事诉讼制度。（注：包括立法机关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执法机关等通过制定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发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这些改革中较为突出的包括：1.借鉴对抗制，改革第一审审判程序，刑事审判模式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化；2.吸收无罪推定原则基本精神，建立了法院统一定罪制度，与之适应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并在法律上确认了疑罪从无；3.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辩护律师的活动空间有较大的扩展；4.废除收容审查，改革强制措施体系，加强了人权保障；5.确定被害人为诉讼当事人并建立公诉到自诉的转换制度，被害人走出公诉人的遮蔽，诉讼地位显著加强；6.增设简易程序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推行普通程序的简易化审理，提高了诉讼效率；7.注意刑事司法权力配置的合理性，调整检察机关职能，包括调整其自侦案件侦查管辖范围，加强侦查与执行监督，废除免予起诉后建立有罪不起诉制度等；8.强化证据制度，完善证据规则，尤其是通过司法解释，（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初步建立了排除违法证据的规则。归纳起来，可以看出我国近年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呈现出三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其一，在诉讼构造方面，诉讼的对抗性增强，具有向对抗制诉讼模式靠拢的趋向。诉讼对抗性增强首先表现在审判程序中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建立。在刑事审判中，通过确立控辩举证与辩论的法庭审判方式，对抗与判定的格局基本确立。对抗性的增强还表现在审前程序。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抗诉方行为的约束，加强了审前活动中被追诉者的地位与权利，尤其是辩护律师在审前程序中获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虽然未能根本改变控诉方占压倒优势、被追诉者的权利实现较为困难的基本状况，但过去那种审前程序只是控诉方单方面的追究程序，只是检控方的立证过程的状况已有改变。可见，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活动，也使诉讼的对抗性得以增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其二，在价值层面，适当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现代趋势。包括确认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定罪权，提高了定罪程序的正当性；取消收容审查，完善强制措施；律师参加诉讼时间提前，实行更易于发挥辩护功能的控辩式审判方式等。另一方面，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显著提高，诉讼权利保障明显加强。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设计的被害人保障制度，虽然可能存在影响制度合理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缺陷，但通过确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以及实行公诉转自诉以保证其“自力救济”的能力等，在新的制度框架中，其诉讼地位明显提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三，在程序技术上，提高了诉讼程序合理化的程度，使之比较符合司法实践对诉讼制度的需求。上述对抗性的增强与公民权利的保护，本身也是通过一系列为达到特定目的的技术性规范的设置与调整来实现的。如关于庭审活动的程序规范的调整完善、关于强制措施的具体制度的调整完善等，因此这种制度改革调整的过程也是程序合理化的过程。除这些价值取向比较明显的制度改革外，对其他一些制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