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读《乡土中国》大一以来，我已经读了很多次《乡土中国》了，而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每一次读都会解读出自己心中无数的疑问。这一次，我是怀着乡土社会与大众传播之间会有什么关系的疑问去读的。《乡土本色》中提到“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所以，陌生人之间要沟通就要对对方有足够的了解。而了解的基础自然是信息的接收与理解，因此，大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是十分必要的。这与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完全不同。“乡土社会里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所以彼此之间有着天生的理解。而且，乡土社会几乎与外界隔绝，所以，乡土社会的大众是一个熟悉的群体，小众则是个体或家庭。也就是说，乡土社会中所谓的大众其实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小众。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以及政治土壤都限制了大众传播的出现。在论文字下乡两文中，很明显看到了现代化的进程影响了乡土社会。费孝通提到“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文字的出现是乡土社会乡土性改变后的另一种改变。文字下乡，说明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或乡土社会与外界需要进行信息交流，而这种交流需要文字这种共通的媒介。在大众传媒发展的早期，其传播方式正是以文字为载体的。所以，文字下乡是乡土社会逐步瓦解的表现和推动力。当现代文明进入乡土社会后，与乡土社会熟人间的热情相比，“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在差序格局》一文中，费老向我们展示了中西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方式的区别。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的联系是：从己推人——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人与人之间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差序格局。而西方人之间，群体的概念清晰，在相应团体内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西方人有明确的公务意识，中国人只有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约束。中国“家庭”的概念是无限扩展的，父子是主轴，西洋则反，以夫妻为主轴。正是这样的差别，很好地说明了大众传播为什么会先在西方社会出现。因为乡土社会中，人是以差序格局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其信息的源头是一个个格局的正中心。所以这种信息越到外围，其影响越小，所以感知的冲动也越小。而西方的团体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以平等的身份和团体结合在一起，所以，其信息源是团体。因此，信息与团体中的个体息息相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使得每个个体必须关注信息，以了解团体的动态。在《礼制秩序》以及接下来的几章书中，费孝通指出，法制其实是“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而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无治而治”。这其实也是对熟人的乡土社会和陌生人的现代社会在如何治理方面的解读。扩展到大众传播，则是大众传播的法制管理。正是因为大众传播对每个个体都有着利害关系，所以必须受到监督。文中举例，“返璞归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的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这样的理想状态在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了，但却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在乡土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传统则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礼的维持和延续的基础是人对于传统的敬畏。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然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文中这样的论述，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后大众传媒开始飞速发展。当然，工业革命过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确切地说是传播技术的改进，使得大众传播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而大众传播的根源则是人们对大量信息的需要，需要的背后就是因为传统的力量被削弱了。人们不能在传统中获得快速变迁社会中出现的大量问题的方法，于是需要了解周围新出现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