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东亚智慧摘要：环境危机已是关系到整个地球与全人类生死存亡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场危机可以说是全球性的、人为的、严峻的、系统性的、难以逆转的。全球环境危机急需治理，必须重新发掘东亚智慧，更新发展观念，以新的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现代化范式，走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文明之路。建构新的东亚智慧，就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无止境增长的渴望，超越工具理性与唯科学主义，超越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渴望，超越贪欲与利润的极端诉求。人类自觉归属自然、保护自然、珍惜自然、敬畏自然，以人文主义、道德修养、宗教信仰来为科学与市场划界立法，以家庭伦理、大地伦理超越把自然“资源”化的工具主义，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超越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遏制消费主义的扩张，提倡过一种简单的、有节制的、合乎自然节律的生活。关键词：环境治理；东亚智慧；归属自然：X-0文献标识码：A：1003-1502（2014）03-0016-07科技革命把人类推进到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有了巨大的改造环境的能力。市场革命把人类推到了全球化时代，人类之间、人类与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的影响息息相关。科技革命与市场革命，一方面造成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刺激了人类无限消费、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征服地球、征服宇宙的欲望，另一方面造成对地球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人类首次面临全球性的生存危机。人类只有严肃反省自己，尊重自然规律，自觉修复地球，走一条新的生态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东亚文明可以从其传统的智慧宝库中挖掘出有益的东西，从而为建构新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一、全球环境危机的性质全球环境危机已经不是普通的危机，既不是区域性的危机，也不是随机性的危机，甚至也不是可以轻松逆转的危机，而是关系到整个地球与全人类生死存亡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性质可以说是全球性的、人为的、严峻的、系统性的、难以逆转的。（一）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人类自农业社会以来，环境危机已经出现，但那是局部的、区域性的，引起的不过是一些国家和地域性文明的衰亡。而从工业革命以来，危机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发生、人类的经济和扩张活动的全球化，环境危机逐渐全球化。进入20世纪50～8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和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在第三世界的不断扩展，环境危机迅速全球化。因此，***年12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决议》认为，各种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耗竭、越界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都是全球性问题。美国生物学家斯蒂芬?施奈德（StephenH.Schneider）在《地球：输不起的实验室》（LaboratoryEarth：ThePlanetaryGambleWeCan’tAfforttoLose）中也强调指出，21世纪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是独一无二的，是因为其影响范围真正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是局部性或区域性的。[1]（二）人为性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是人为的，是人类最大程度地追逐物质财富带来的恶果。其根源在于人类过高地估计了地球的承载能力，盲目地相信自己改造世界的神奇能力，一味地追求物质的极大丰富，忘掉了地球资源和生态的限制以及人的智力和能力的限制，缺乏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斯蒂芬?施奈德在《地球：输不起的实验室》中指出，从局部来看，可以认为贪官污吏或工业污染是当地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从大局来看，日益增加的土地或能源利用以及人口的增长或许会成为主要因素。环境危机的全球性无疑源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市场革命、消费革命以来的人类新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解铃还须系铃人，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要人类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加以解决，积极地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三）严峻性环境危机在1980年代已经极其严峻。资源耗竭已经超过了地球的再生能力与承载能力。不断增加的碳排放与碳累积产生的温室效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Gore）在其著作《拯救行星：地球变暖与人类行动》（ThePlanetaryEmergencyofGlobalWarmingandWhatWeCanDoAboutIt）中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