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胡演奏的“两个世界”论二胡演奏的“两个世界”摘要：当今的二胡演奏其实面临着“两个世界”的问题：一个是作为声音“文本”的现实世界；另一个是作为符号“文本”的抽象世界。认识“文本”与“本文”的差异，厘清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和联系，对处理好“原作”与“二度创作”的关系，提高二胡演奏技巧，增强艺术表现力、创造力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词：二胡演奏；文本；本文中图分类号：J63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3-0064-03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富表现力的拉弦乐器之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被广泛应用于民间戏曲、器乐独奏、合奏中。自一代宗师刘天华开创的二胡乐派以来，二胡从原来的民间伴奏乐器走上了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一举成为民乐家族中一种重要的独奏乐器。随之而来的是二胡曲目创作日益丰富，表演艺术越来越专业化、西洋化。由此，二胡演奏所面临的世界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二胡演奏需要同时面临“两个世界”，其一是作为声音的“文本”，指向现实的世界，其二是作为符号的“文本”，指向抽象的世界。指向现实世界的声音“文本”有时也会以书面符号如乐谱表现出来。同样，指向抽象世界的符号也经常由二胡演奏者以具体的音响表现出来。在刘天华以前，作为二胡的“文本”主要以声音表现出来，由民间艺人口耳相传；而自刘天华以后，作为二胡的“文本”，常常以乐谱呈现，并通过乐谱传播。笔者认为这两种“文本”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对二胡演奏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视乐谱为音乐的“文本”，对音乐的解读主要是通过分析乐谱来进行的，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当前，对我国民族音乐的解读也同样依赖于这种符号化的简谱或五线谱，我们的演奏和教学目前对这种文本的依赖性已经根深蒂固，离开乐谱，我们似乎寸步难行。我们深信，只要能够精确地照谱演奏，就能完美地表现音乐、诠释音乐的内涵，我们的二胡音乐教学也同样是在此基础上展开。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然而，事实上，这种符号化了的五线谱或简谱只是西方人记录和分析自己音乐的“习俗”而已，是西方人的理性主义传统在音乐领域中的延伸，与其历史和音乐作品的“生产习俗”紧密相联。在近代以来西方音乐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一个作品的完成过程主要是先在谱面上进行，后通过演奏家的演奏，变成声音。因此，从西方的音乐生产过程来看，乐谱决定了音乐的一切（当然，在现代的西方人眼中，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因篇幅有限，关于这一点，笔者以后将另文再述）。我国的音乐教育自引进简谱和五线谱以来，传统乐谱被“格式化”，音乐作品的生产方式也从原来的声音——文本转化为文本——声音。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顺序上的变化，但是，其实质却已大相径庭，“本文”和“文本”的角色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音乐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杜亚雄先生在《音乐的“文本”与“本文”》一文中指出：音乐的“文本”与“本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涉及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音乐本身(即“本文”)和用乐谱对它的记录(即“文本”)与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有所差别，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完全是主观性的任意关系，而音乐的“文本”(乐谱)却是根据音乐的“本文”记录下来的。就像不同民族的人对同样的客观事物有不同的称呼一样,不同民族的人也会用不同方法记录同样的音乐。该文进一步认为民族音乐学家记录下来的民间音乐的“文本”和民间音乐的“本文”是不同的。(1)“文本”反映了记录者对音乐的一种符号化的解读方式，其“文本”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人在记录时可能会采用五线谱记谱，也可能采用简谱记谱等等，但是“本文”是生活世界中的现实场景，有其特点的语境，相对于符号化的“文本”来说，只有一个。笔者认为杜亚雄先生其实道出了乐谱和音乐之间一种重要而又微妙的关系。首先，在从乐谱到声音的操作行为中，乐谱和声音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作曲家的创作意图直接通过乐谱来表述，因此，乐谱是作曲家的“本文”，作为音乐的演奏者，越能精确地照谱演奏，就越能接近作曲家本人的初衷即“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