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机：谈互动模型的传统治道功能的逻辑与历史分析论文关键词盛世乱世思想治国方略论文内容提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往往在鼎盛时期遭遇乱局，这种现象早已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认为，是由参与互动的各种要素共同作用造成的。传统治道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介体，其在互动中的致乱作用不容忽视。传统治道中的等级设计是为了实现的有序化，但必然在盛世互动中引发当权者的奢侈之风；解决民生问题不是传统治道的惟一目标和最终目标，所以家给人足理想实现后，当权者的工作重心偏离民生问题在传统治道中具有某种合理性；以心换心，有限度地开放言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帮助政府、减少和纠正决策失误，但在盛世到来的时候却逐渐造成言路堵塞，最终使君臣民关系由相对和谐趋于全面紧张。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大问题，不在于没有出现过人们所期待的“小康”盛世，而在于社会没有能够在“小康”盛世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虽然人们公认的盛世只有三至四个，实际上大多数王朝都明确宣称过自己的盛世来临。而就在王朝为盛世到来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它们好像受到某种共同的未知力量的摆布，无一例外地陷入社会政治的混乱之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盛极而乱的悲剧，并或迟或速，最终难逃覆亡的厄运。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说盛极而乱是由于统治者好大喜功、奢侈腐败以及奸佞当道等原因造成的而之所以不能避免这些弊政，是由统治者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认为，历史是社会系统各要素互动的结果，历史是互动的历史，一切参与互动的东西都对历史造成影响，同时在互动中接受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一个比较具体的角度继续探讨盛极而乱问题，即分析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为盛世之君臣背离关注民生勤政廉洁、选贤使能、广开言路等致治之道提供了怎样的“合理性”支持，是怎样使统治者在不知不觉中将社会推入乱世之辙，而等到觉悟过来且图谋改革的时候，已经是积重难返，回天乏力的。一民本主义被认为是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精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充满着有关民本主义的内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基本信条，而基于“民以食为天”的判断，民本主义最先体现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而其落实则是以农为本“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汉书•文帝纪》）在由乱及治的过程中，统治者一般有着较强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的本分意识，往往把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和兴修、劝课农桑等政策结合起来，从而使民生问题得到解决，也巩固了政权的基础。可以说，在“饥人易食”（《贞观政要•政体》）的乱后之世，统治者只要切实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施政的首要地位，就不难获得民众的衷心拥护。而“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尚书•蔡仲之命》）只要统治者始终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而不是动摇民众生存的根基，则历史上盛极而乱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一旦社会发展到“民人给家足”的阶段，民生问题就被边缘化，统治者转而醉心于“办大事”，民生问题被民本主义的其他要求所掩盖并在盛世景象下悄悄恶化，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汉武帝时期盛极而乱的例子成为后世的一面镜子，在历史上屡屡被提及，如唐太宗说“汉武骄奢，国祚几绝”，（《贞观政要•贡献》）苏辙在向宋哲宗的进谏中也说道：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宋史•苏辙传》）但唐宋两朝和其他王朝都不能免于汉武帝的旧辙，真所谓“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纣之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代统治者都被同样的“必要性”牵引着。汉武帝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词是：“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二）从这段话里，我们不但看到了汉武帝自己所表白的不得不为的苦衷，以及他对自己所为的严重后果的清醒认识，而且还看到了他对自己一生所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深信不疑，因为安全和饱暖一样，都是民众的基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