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撒谎的历史老师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什么是历史？”这是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王雄在高一第一堂历史课上写下的问题。王雄给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所有历史老师应该给学生们解释清楚的问题。但对于很多历史老师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什么是历史，而是学生们的成绩，特别是高考，历史作为文科综合科里一小块残留着。这是很重要的存在，有了它，历史课才能存在，历史教师才能存在。在我们的网络微调查中，许多人热情地回忆着他们的历史老师，以及历史课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但他们或许没有料到，在更广阔的层面，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在中国的中小学校里，历史大部分时候不受人待见，就如袁腾飞所言：“历史是副科，在学校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历史学科是平时没人搭理，高考跟你要分。”某种程度上高考是历史课存在的基础，因为要高考，所以历史课才有存在的价值。有的地方因为中考不考历史，初中就不开历史课，理由是没经费没师资。打开号称全国文章总量、访问量最大的历史教学网站“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直接冲入眼帘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吸引学生喜欢历史课的文章，而是各地高考模拟试卷。在这样一个专业网站上，高考依然是最强悍的理由。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有这样的文字：“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教育……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这个目标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际竞争意识”，这说明历史教育仍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存在，而且犹在培养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之上。而翻开近百年前的民国历史课本——高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它的编辑要旨是这样说的：“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夥。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2006年呼喊多时的历史教材改革，在上海打开了一个小口子。这套高中历史教材出现了瞩目的变化，淡化毛泽东、抗日、起义、革命等内容，更多谈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一年后，这版教材被紧急叫停，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对这本教材提出批评意见，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樊树志我一生都无法追上的历史老师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列出的老师清单羡煞旁人——周谷城、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若是一个个请出来坐坐，就是一幅“民国范儿”。忆起学生时代的历史老师，明史大家樊树志如数家珍：“我很幸运，能成为大师们的弟子，现在的学生没有这样的福气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周谷城、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等史学大家立在前面，成为他一生追寻的目标。周谷城——仪表永远庄重让樊树志印象最深的老师当属名气最大的周谷城：“他一个人完成《世界通史》与《中国通史》，在中国历史学界既能写世界通史，又能写中国通史的人，就他一个。”身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周谷城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两人曾于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事，随即建立了私交。在樊树志的印象中，这位当年名声盛隆的周教授上课从不讲究技巧，在那个没有教材没有课本的年代，他仅靠着一纸讲稿挥洒自如。“一堂课45分钟，他先念35分钟的讲稿，我们跟着做笔记，剩下10分钟他就开始聊自己经历中有意思的事情。”那些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故事。如今同样身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樊树志，在课堂上常年保持注重仪表的习惯，“能穿西装就穿西装，天气热的时候就短袖衬衫，但一定要配领带”，如此严谨的态度正是师承自周谷城。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一身布料中山装几乎可算最高配置，但周谷城始终不改西装革履的习惯，对他而言，庄重的仪表意味着对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