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茶业武夷岩茶开辟新纪元宋、元及明初，茶禁甚严，朝廷颁布茶叶“铢两不得出关”的禁令（见陈继儒《茶小序》），甚至于严令：“载建茶入海者斩！”因而限制了茶的传播。至关和七下西洋，携带了大量武夷茶等各种名茶做为礼品出国后，才打开了茶叶外销之门，此后日渐兴盛。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等地茶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几十年后，茶叶竟发展成为欧人日常必需的饮料，并“以武夷茶为中茶之总称。……且骎骎乎由域中而流行海外，武夷遂辟一新纪元矣！”(民国《崇安县新志》）清初，随着茶叶产量增加，茶禁基本取消，朝廷容忍百姓贸易，武夷岩茶出口大量增加，在海路尚未畅通之前，陆路上则出现了由山西贾客组成的茶帮，专赴武夷山采办茶叶运销关外，“越分水关，出九江，经山西……转至库伦（今乌兰巴托），北行达恰克图（城市名，意为买卖之城。曾是中国境内的中俄通商要埠）”（引自《清代的茶叶商路》全程近6000公里，尔后再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据《山西外贸志》载，在这条商路上车帮、马帮、驼帮络绎不绝，蔚为大观，成为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号称“茶叶之路”。雍正五年（1729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正式确定恰克图为两国商人互市地点，使它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武夷岩茶由此而大踏步走出武夷幽深的壑谷，穿越万水千山，走向俄国宫廷、走向欧洲大陆。十八世纪末，“茶叶之路”进入鼎盛时期，有力地带动了沿途其它各类商品的交易，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经济的交流。与此同时，醇香的武夷茶又通过海路进入英国的上流社会很快就使那些绅士们颠倒入迷，品尝武夷茶成为王公贵族们竟相追逐的一大乐事。“茶叶色色，何舌能辨？武夷与贡熙，白毫与小种（白毫、小种均为武夷茶名），茶熏芬馥，麻珠稠浓。”在这里英国自由党人把品饮武夷茶做为侈靡的见证用来讽刺鲁利勋爵。大诗人拜伦则郑重地写道：“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红茶！”为了满足贵族们对武夷茶的偏爱，英国有关部门还特别规定，每船都必须载满七分之一的武夷茶方可回国入口。茶商对武夷名丛，更是倾慕不已，甚至指株索购：“茶之至美者名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预以金定此树，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见《寒秀堂笔记》）。“武夷之茶不胫而走四方，岁运番舶，通之外夷”。（见《归田琐记》）鸦片战争前夕，两江总督梁章钜曾感叹：“该夷（指英国）所必须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以该夷所醉心。”英国在垄断我国茶叶的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在此之前因支付购买茶叶的大量银两，也出现了英中贸易的连年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竟丧心病狂地想出了向我国出售鸦片，以赚取我国丝、茶和白银的伎俩，结果导致爆发了使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英鸦片战争。我国奉给人们的是有益身心健康的饮料——茶叶，换回的却是比奴隶贸易还残酷的、有毒的鸦片；我国以茶叶丰富了西方以至世界的物质文化和文明，但得到的回报，是污辱，是把我国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见《茶文化论》249页）。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第一个目的是把鸦片输入中国，第二个目的便是想控制福建的武夷茶叶了，所以五口通商，福建占了两个口岸。由于“五口通商”的冲击，北上的“茶叶之路”走向没落，被新的海上“茶之路”所代替，经营武夷岩茶的山西帮解体，广、潮、漳、泉、厦等茶帮兴起。武夷岩茶分别通过厦门、福州、广州口岸大量输出，促进了茶饮在世界各地的普及，并成为世界最负盛名的三大饮料之一。除了成品茶之外，武夷茶树本身也成了殖民者们觊觎的目标。1834年印度总督本廷克（Bentinck）组织茶叶委员会，研究中国茶叶在印度种植的可能性。由于清廷禁止外国人游历内地，该会秘书戈登(Gordan)乔装潜入中国，并设法在武夷山购买了大批茶籽，并在1835年初偷偷运往加尔各答，育成42000株茶苗，分别植于阿萨姆、古门、台拉屯等地。尔后又聘请中国茶师于1838年仿武夷岩茶的加工工艺，制出了第一批成品茶（8箱）运至伦敦，英国朝野为之轰动，奠定了现在世界第一产茶大国印度的茶业基础。这些茶树的后裔后来又输入斯里兰卡，成为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