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构想西南地区经云南腹地很早就有通往东南亚、南亚的交通线。据《史记》记载：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在出使大夏时见到了从身毒国（古印度）转运出去的蜀布、邛竹杖。有关专家考证，这条通道起始于成都，“其主干道分东西二路，西路（即古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渡金沙江入滇，经大姚到大理；东路亦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沿秦修五尺道南行，入滇后经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到达大理，东西二线在大理汇合后，经保山、腾冲到达缅甸，再西行至印度”。联系我国北方的对外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许多学者将其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相比较，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无疑重视不够，这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符。事实上，南方丝绸之路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历史特征，有着进一步深入挖掘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也说：“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宄的是西南丝绸之路。”对云南的影响南方丝绸之路的称呼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但这条商道的开通时间却很悠久。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来看，早在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之前己经开通。熊永忠甚至认为“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印度、緬甸等地的商人，通过‘丝绸南路’把贝带进云南”。这无疑比汉代开通的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唐代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早。人们在看待云南历史发展时，总是将云南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甚至将云南视为封闭的代名词。但是，从丝绸之路来看，应该说，云南历史发展很早就是一个开放的了一个货币流通圈和市场系统，有着很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究竟达到何等高度？可以说，云南很早就与东南亚、南亚形成＞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就是贝币的流通。据中国文献记载，唐朝僧人玄奘在7世纪中期到印度时己经看到贝币在当地作为货币使用。这与《新唐书》记载中天竺（中印度）“以贝齿为货”相吻合。宋代赵汝括的《诸番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皆记载了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流通贝币的情形。西方旅行家和学者的记述也说明了这点。14世纪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在马尔代夫（Diva）看到了马尔代夫与孟加拉之间的海贝贸易。而我们所熟悉的马可波罗（MarcoPolo）也提到孟加拉和暹罗（Lochac）有贝币流通。德国汉学家HansUlrichVogel（傅汉思）也发现作为内陆国家的老挝，17世纪时以海贝为钱币。无独有偶，云南历史上，长期也用海贝作货币流通。云南所使用的贝币，主要来自南亚东南亚地区。《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哈刺章州（云南大理）使用贝币时说：“彼等亦用前述之海贝，然非本地所出，而来自印度。”这己为诸多文献记载和近代考古发现所证明。显然，历史上，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一^个货币圈，还是同一个贸易圈。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方丝绸之路使云南很早就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开放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并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今天的云南理应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贝币之路从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流通的丝绸来看，其规模、影响根本无法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丝绸相提并论。而与丝绸的流通形成鲜明对比，东南亚、南亚的海贝却很早就沿着这条通道大量流入云南。这些大批流入的海贝，从春秋战国起，直至明清之际云南“废贝行钱”，一直作为云南主要的法定货币，流通使用两千余年，可谓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甚大。云南省博物馆的王大道先生曾根据云南考古发现的海贝，绘制了一幅云南出土货币分布图。该图显示，贝币的分布，除少量分布在滇南的景洪、墨江、绿春等县市外，大多沿滇西向东，沿腾冲一大理一楚雄一禄丰一晋宁一昆明一曲靖一大关一线呈轴状分布。而这些海贝，经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院所鉴定，“其产地是印度太平洋暖水区域，包括印度、菲律宾以及我国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等南海诸岛附近”。其中，多数来自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这不就是一条“贝币之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