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海德格尔早期的一些弗赖堡讲座稿〔《全集》56/57卷，《全集》58卷，《全集》61卷，《全集》63卷和“那托普论文”：《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等相关手稿，以及关于时间概念的演讲稿（《时间概念》）被发表了，于是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理解海德格尔通向《存在与时间》的哲学道路（这是一条由于在《存在与时间》之前十年的沉默而长期不为我们所知的道路），从而也能更好地理解这部杰作本身了。战后期间海德格尔的另一重要早期文献，即他未发表的关于雅斯贝尔斯的详尽评论，一段时间以来就已为世人所见了（《全集》9卷1-44页）。他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稿（《全集》20卷）也是如此。这个文本突出地显示了在通往《存在与时间》的道路上，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甚为广泛而细致的遭遇。在下文中，我想集中论述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转向，也即胡塞尔现象学向他自己的基础存在论筹划的转换，这种存在论依据生存论分析而被构设为一种人的生存的解释学。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文本以外，有时我也会利用一下迄今尚未发表的海德格尔讲座稿中的一些学生抄本。（注：这些是1919-1920年冬季学期的抄本：《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全集》卷58同时出版）；1920年夏季学期的《直观和表达的现象学（哲学的概念形成的理论）》（作为《全集》卷59同时出版）；1920-1921年冬季学期的《宗教现象学导论》；还有海德格尔1925年4月在卡塞尔以《威廉姆·狄尔泰的研究工作和关于一种历史世界观的争论》题目所做10个演讲的抄本，这些抄本在下文中将被缩写为GP、PhA、PhR、K。）我想阐明的主题是，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的遭遇以及对它的批判是和他对解释学兴趣的不断增加齐头并进的，并且部分地受到他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一些重要思想家的思想之遭遇的影响，比如狄尔泰和雅斯贝尔斯。很清楚，现象学的解释学转换在关于雅斯贝尔斯的评论中就有征兆了。没有像狄尔泰这样的历史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对胡塞尔先验自我的历史主义的拒斥同样几乎是不可设想的。事实上，在青年海德格尔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在交互地起着作用，其中的每一个都值得逐一地进行独立研究——这肯定是一项超出本文范围的任务了。我打算聚焦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遭遇，而且如果这一视界需要，我也会提及其它的影响和遭遇，这主要是要着眼于他对生命哲学－解释学的问题的吸纳。为了勾勒出本文的解释学视域，还当另做三项准备性的申明。第一项申明，在《存在与时间》中被阐明的解释学的现象学也是存在论（也即是说，不是人类学）；因此，说现象学的解释学转换就等于是说它的存在论转换。胡塞尔的现象学原本将自身限于对先验意识的构造行为的考察，因此悬置了关于存在的论断，而在海德格尔这里它则被转向了存在问题而成了一种现象学的存在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现象学必须让我们看到的“事情”(Sache)是存在。然而，他不仅以存在论的方式转换了现象学，而且转换了解释学本身。像现象学一样，解释学也被赋予了一种它先前不曾具有的存在论维度。海德格尔对哲学进行的解释学转换不仅意味着对所谓的理解(Verstehen)的功能的阐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解释不再被看作是人文科学的辅助性方法，不再被看作是对文本解释规则的处理。相反，就人并非仅仅在处理人文科学中的经典文本的时候，而是在日常活动的所有样式中都被看作一种解释着的动物而言，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视野而出现的。这也显然同样适用于我们称之为哲学研究的活动，也即发问。作为一种解释着的动物，人也解释着存在，而海德格尔将他的存在问题具体地表述为存在的意义(meaning)问题。因此，在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阐述中，现象学、解释学和存在论交互融合在了一起。他赋予现象学一个解释学的维度，以至于这一在解释学上被转换了的现象学承担起了基础存在论的角色。这一视野是由于诸多先前的重大影响的结合而出现的。而它们中的一些还尚未被提及过，如亚里士多德－经院主义的、新康德主义－逻辑的和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展示这一哲学地形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剖面，凸显一些影响，而其它的则被遮蔽和驱入背景中去了。第二项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