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角下的“瑞典模式”杨夏鸣【摘要】中国对“瑞典模式”认识是随着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及主导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的: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到“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从“平等富裕的典范”到“瑞典病”。今天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审视,“瑞典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结合自己传统和历史的制度创新:即意识到市场、私有制对个体原动力发挥的重要性;又认识到社会公平、平等对人的尊严实现的不可或缺性,这同样也是人类一种本质需求。努力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并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努力实现动态中的新平衡是“瑞典模式”的本质所在。【关键词】社会发展;瑞典模式;中国认知【】1001-4527(2007)01-0136-04【】D5【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杨夏鸣(1958-),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一、历史背景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带头改名为俄共(布),随后西欧大批社会党或新民党的左派纷纷退出该党,另建共产党。从1919年起,国际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两派分道扬镳。1919年3月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同年2月社会党恢复了在战争时期停止活动的第二国际。从此,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共产党与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俨然对立。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中更明确地宣布:“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1](p220)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1923年成立时则谴责苏联政府使用“恐怖方法”,“压制基本民主权力”,为此,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强调要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2](p36-40)除了前苏联外,只有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独立探索,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并“武装夺取政权”。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推行的改良主义路线,在欧洲,有几个党通过议会民主道路上台执政,如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布兰亭于1920、1921-1923、1924-1925年三次担任内阁首相,1932-1935年该党的汉森又任首相等。战后有更多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执政。随之,也就有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减少两种模式,即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和斗争。尽管后斯大林时期,前苏联的内外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对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与美国搞缓和等,但对西欧民步走向激进。在这种背景下,“瑞典模式”是不可能较为客观地被中国认知的,因为不仅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而且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简直就是一种威胁。因此,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视角下的“瑞典模式”在学术界几乎是空白,在意识形态领域则笼统地被称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而同期正是瑞典模式的黄金时期,其成就得到举世公认,并被广泛的介绍和研究。二、“瑞典模式”在中国认知中的变化80年代,当“瑞典模式”开始出现某些问题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主流话语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思想,事实求事”使得人们用另一种视角观察瑞典模式成为可能。杨启先教授在1985年和1988年两次考察瑞典后写的《考察纪要》在多个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以自己的理解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瑞典模式”。关于“瑞典模式”政治性质,他写道,“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是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作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理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