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改革为什么那么难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半拉子改革”是不行的“半拉子改革”是中国20年改革中值得玩味的现象。1988年宪法修正案，所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土地的所有权不得买卖、租赁、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一句话打开了中国的土地市场化之门。中国只有两种土地，政府手里的国有土地，农民手里的集体土地。宪法所规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没有特别强调只针对国有土地。为符合宪法的要求，同一年《土地管理法》也得到修订，明确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都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流转、转让，但后面它加了一句话，叫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两年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下称《条例》）姗姗出台。至此，城镇国有土地转让有了依据。然而，农村集体土地转让的办法直到今天也没制定出来。一征求意见地方就不同意：不能让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否则，征地的难度就大多了。这个“肠梗阻”就一下卡到了今天。虽然今天大家都批评土地财政，但实际上它是功不可没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如果不把地变成钱，我们今天好多东西都是没有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改革改了一半，政府的地市场化了，农民的地不行，只能按照老办法，征用以后变成国有土地才进入市场。等于有一个现行法律给政府的空间，这只手去征，另一只手去卖，中间的差价是如此之大，所以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改革的逻辑》-书中，我问了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这个改革为什么需要改这么长时间？计划经济才实行了多少年，从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改革開放启动，期间中国还有大跃进，还有国民经济调整。如果把这些调整抛掉，计划经济在中国也就搞了20年，而中国的改革已经改了35年了。改革为什么那么难？原因在于“半拉子改革”。再拿土地问题来说，如果当年直接彻底市场化，那好办多了，因为谁也没有从半拉子市场化当中尝到过甜头。当初只改了一半，再加上甜头这么大，后来再想改另一半时，当然就改不动了。可以肯定“半拉子改革”是不行的，哪个口子都可以出大问题。土地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提出，至今已经30多年了。1987年，土地使用权拍卖第一槌在深圳敲响。半年以后，上海拍出第一宗地。但直到1988年全国人大才修改了法律。有巨大的利益再加上看法，使得集体土地入市问题就搁置下来了。在一些人看来，农民土地不能市场化。农民把地和房都卖了，住到哪去？甚至有人担心，土地一旦流转了，农民就会拿着卖地的钱去赌博了。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大家都不应该领工资，应该发肥皂、发馒头、发毛巾，以防止人们领了钱乱花。现实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卖了土地去赌博，是不是要因为这个个案就把大部分不赌钱的人的权利剥夺掉？在我看来，这都不是不让农民土地入市的理由。如何打破僵局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不能形成统一的政策意见，政治家也下不了决心，于是就有了“试验区”。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同学，去看过不少“试验区”。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中国，需要完全靠经验去说服人，这是有不少局限性的。如果没有希腊民族的抽象思维能力，几何中很多概念就很难定义出来。比如，直线就是两个点之间最短的线，平行线就是两条永不相交的直线。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线都推导出来。但显然，中国人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一定是经验先行的。比如刻舟求剑，读过这个故事的人一辈子忘不了，其实故事中的道理也完全可以用抽象语言表达出来。推此及彼，让农村土地进入市场进行流转会有什么结果？我后来到成都去看，到重庆去看，到长沙去看，到嘉兴去看“两分两换”，也包括到深圳去看。看过以后就会知道，中国改革的希望是在地方。有的人面对难题，可能会说，算了，这个事改不了，认命吧。但终会有人不善罢甘休，开始想办法解决。一个办法不行，试另外一个，再不行打擦边球，更厉害一点的在法律的缝隙里找到实践机会。像在台资集中的昆山，早年时，10万台湾商人在那里定居，生意很好，但厂房不够用。由于开发区需要国家批用地额度，跟不上需求，商人们就拿着钱同周边的村庄商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