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蒯大富要宝钟著卷首語蒯大富其名何意？“蒯”乃齊心協力，披荊斬棘；資本主義是小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此乃共同富裕。（蒯大富同薄一波辯論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前三十年睡不醒，後三十年睡不著。《蒯大富》序言唐少杰蒯大富，何许人也？凡是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故乡参与或经历或置身于文革历史及文革运动的人们，都熟悉这个名字，都熟悉这个人物对于文革初期历史所起的作用。今天，出生在1980年代（更不用说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青年人，大多数可能对蒯大富的名字和事迹比较陌生。然而，无论怎样，正如在当年苏联共产党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一些以人物名称为标志的并有其特定政治功能的“文化现象”（诸如“日丹诺夫现象”、“斯达汉诺夫现象”、“苏斯洛夫现象”、“周扬现象”、“雷锋现象”等等），蒯大富或曰“蒯大富现象”是文革1966年夏季涌动和突起、1967年经历高潮和狂飙、1968年底陷于低潮和衰落的一个政治标记或一个政治符号。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故乡，不仅对于文革历史以及文革重大问题的研究门可罗雀，格外萧条，而且对于文革历史重要人物以及叱咤一时的政治风云人物的探究也是噤若寒蝉，视如畏途。这些状况和做法既与文革的深刻意义和重大影响远远不相匹配，也与更好地反思文革、更有力地变革文革难以企及。显而易见，对于文革历史中众多重要的或著名的人物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地位，或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或长期阙如，或妖魔丑化，那就无法理解文革的复杂性、深切性、广泛性和独特性；也就很容易把一部文革史，按照毛泽东当年批评文艺界的那种说法，归结为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少数人摆弄甚至玩弄的“帝王将相”史。在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之际，我总是在思考着这么几个问题：究竟是谁人造就了“蒯大富现象”？究竟是何种力量促成了“蒯大富现象”？究竟是什么东西断送了“蒯大富现象”？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十分明确的是：“蒯大富现象”不是蒯大富一人造就的，而是文革发动者、领导者与文革广大群众共同造就的；“蒯大富现象”也不是文革一时一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68年的政治文化与群众运动互动并进的结果。因而，“蒯大富现象”就绝不是仅仅涉及蒯大富一人的以及与之相似的“蒯氏人物”的现象，也绝不是只关乎清华大学文革一隅的现象。那么，什么是“蒯大富现象”呢？简言之，“蒯大富现象”是由蒯大富本人在文革伊始率先揭竿而起、由文革最高领袖鼎力襄助并且由各行各业的文革草根大众身体力行的反权威、反现行文化体制的“造反运动”。从要宝钟先生的本书中，不难看出，“蒯大富现象”的内涵或蕴涵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首先，“蒯大富现象”是文革伊始“工作组”与群众斗争问题的一个焦点。具体地说，这一现象关系到文革如何发动、如何进行和如何深入的大问题。质言之，“蒯大富现象”的萌发和出现，表明了1966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屡试不爽的政治斗争运动及其模式在文革开始阶段的危机和转型，特别是凸显了这种政治斗争机制及其经验在文革爆发之际的失败和破产；表明了文革不同于以往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的最深切、最显著的一点：文革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所谓大革命。“蒯大富现象”在文革最初的运动中可谓所向披靡，高歌猛进，进而，间接地亦即从群众的层面上终结了刘少奇等人所主导的、“工作组”所执行的整治群众、迫害群众的文革路线，直接地亦即从历史的契机上凝聚了集文革“上帝”、文革马丁·路德式的民众改革家和文革世俗君王于一体的毛泽东与难以计数的文革群众息息相关的“契合”。要宝钟先生在本书所说的“开坛不讲蒯大富，读尽文革也枉然”，其道理主要就在这里。其次，“蒯大富现象”是文革造反派问题的真髓，是文革初期造反派运动的一面大纛。造反派问题和造反派运动，不仅比红卫兵问题和红卫兵运动更加深刻、广泛和重大，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堂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尖锐和棘手的群众问题和群众运动。正如要宝钟先生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