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中共早期是如何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1470次更新时间：2015-01-1623:46:00进入专题：动员群众早期革命●王奇生(进入专栏)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蔡和森,1927引言20世纪的中共革命,几乎以“群众运动”贯彻始终,无论是在革命夺权阶段还是在执政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群众运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研究中共革命,不能不探究其“群众运动”。长期以来,中同主流史学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阐释党的群众路线和描述群众运动的过程,而对群众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却少有探讨。党如何动员?群众如何参与?党的政治动员策略与群众集体行动的自主性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持续数卜年的群众运动,是否形成了一以贯之且独具特色的运动模式,而在不同时期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值得深人探讨。相比之下,海外学界对中共的群众动员有过相当热烈而深人的研究,而其基本关怀在探寻中共革命“成功”的要素,或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非凡”性机制。亦因为此,其相关研究,尤多注目延安时期至“文革”时期,甚至将1949年以后的革命模式,归为“延安道路”的产物。相对而言,关于中共早期即陈独秀时代的群众运动,虽也不乏出色的探讨,似未得到同等的重视,或者说,学界可能整体低估了陈独秀时代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我们知道,在1921—1927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从工、农、学到青、少、妇,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人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时代,中共没有掌握政权和军队,几乎全心全意致力于群众运动。换言之,陈独秀时代的共产党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目标的革命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奠定了其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但也养成了一些难以克服并在此后数十年的群众运动中反复呈现的流弊与困扰。因此,探究中共的群众运动,有必要追溯陈独秀时代群众运动的起源及机制。陈独秀时代的群众运动,涉及工运、农运、学运、妇运等诸多方面。本文无法全面探讨,仅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进行一些概略性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无法做全面的史实重建,更无意“颠覆”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只是试图在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过去被无意忽略或被有意遮蔽的某些面相。因广东和湖南两省农运相对比较发达,且留下较为丰富的资料,故本文的讨论将以粤湘两省为中心展开。二群众“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在一般社会学家看来,群众是一群缺乏同质性的“乌合之众”,要将其组织动员起来并加入集体行动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相对于城市工人和青年学生,乡村农民愚昧保守、分散落后,要将其动员起来更为不易。塞谬尔.P.亨廷顿(SamuelPhillipsHuntington)分析过诸多国家的历史案例,指出:“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形成革命联盟的障碍来自于这两个集团在背景、观点和目标上的差异。一方是城市的、中产或中上层阶级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乡村的、落后的、不识字的、文化上属传统型的、地方性的农民。双方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其差距之大不亚于人们都能够想象的任何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中共最初也有同样的顾虑。1923年,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根据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民革命。中国7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发展水平很低,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农民有六大先天性的弱点影响其参加革命:(1)不能集中,(2)地方主义色彩浓厚,(3)迷信很强,(4)自信力薄弱,(5)民族观念很深,(6)家族主义的关系和观念很强固;并指出“这六个弱点,都是革命程途中的大阻碍,有其一便不能革命。农民是天生成有这六种弱点,所以要农民起来革命,实在是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