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传播政策价值取向及评价一、中国古代传播政策概述从旧石器文明开始，古代劳动者已经开始对于“象征物”进行解释和传播。虽然那个时代文字还没有完全的出现，但是“巫术仪式”成为一种具有固定概念的“信息”。祭祀仪式被赋予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活动，对祭祀的独占性使得拥有祭祀解释权的人群成为特殊的“上层阶级”。仪式传播成为社会秩序的最初探索，通过部落以及战争的扩张，仪式逐渐成为加强氏族关系和推行教化的方式手段。礼乐制度在仪式扩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礼乐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区分性，到后期逐渐发展的雅乐和哀乐体现了礼乐制度的不同功能，把礼乐制度深入推广最好的应是孔子。从旧石器文明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传播政策还没有基本成型，处于探索与认知阶段。经过春秋战国的铺垫，到秦国时期为商鞅李斯等人奠定了传播政策的基础。商鞅将人治提升到法治的层面，通过重农抑商、愚民政策、禁止民众迁移等政策弱化了民间舆论力量，加强中央的统治力。汉朝承袭了秦朝的相关政策，但是对于过于严苛的惩治手段有所减免，汉朝立朝之处，实行黄老养生政策，国家经济、民力等各方面较为疲软，所以对于舆论或者是书籍的管控都有所松弛。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政策的推行是适应了国家发展改革的方向，思想和规则统一了政治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国家和社会才能平稳发展。汉武帝推行的政策为思想的大一统提供了必要的场所，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东汉清议运动开启了朝堂与民间舆论互动的新模式，在民间舆论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此时期，儒家正统独霸地位由此开启。唐代传播政策出现一种新的模式，即中央和地方对于信息的掌控权。汉唐时期中央拥有对信息的绝对掌控权，但是唐朝藩镇割据，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政治权，所谓“天高皇帝远”，中央无法深入触及到阶层内部，信息主导权便易手到藩镇割据手中，中央和民间产生两种不同的信息传播权，信息的不规则流动反映了政治格局的变动。唐代进奏院的产生，释放出信息主导权的变化。这一段时期中国古代的传播政策雏形初现并不断完善发展直至宋代，中国出现明确的传播政策。宋代传播政策与其经济的高度发达有直接的联系，宋代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赋予民间强大的流动性和聚合性。宋代有三个舆论场，分别是中央，地方以及民间，这三个舆论场构成了宋代传播政策的基本格局。宋代对于报业的管控是具体而又详细的，因为经济的推行，物流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使得报业在宋代异常繁盛。宋代通过控传报和禁小报来将信息的主导和解释权紧紧握在中央手中。宋代是一个对文人言论特别宽松的朝代，“不言罪人”的开放度使得宋代民间公共舆论场的发展得以保障，宋代时期，世人均可发表言论，足以见宋代公众批评的深度和广度。宋朝之后的元朝，基本政策模式是参考延续宋代的，但是元朝传播政策远远不及宋朝，这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缺乏完整系统的主流意识的支撑，所以元朝反应出来的政策都是零散琐碎的。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得元朝传播政策极具开放性和融合性。在这一时期，因为是少数民族的统治，所以文人大多存留在基层民间，这就为民间文艺的繁荣提供了众多优秀的人才。正是元朝的包容性，使得我国文化传承以及传播政策没有终止，明代沿袭宋代的传播政策，使其更加严密性和完整性。在明代通过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手段，使言论以及信息的主导权牢牢把控在“一人”之手。明代垄断了书本媒介渠道通过政策的改革，包括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变迁，程朱理学的教化，明代思想专制达到了极高的层面。虽然思想专制极度深化，但是政治格局的变化，传播话语权逐渐下降到了民间，民间公共空间逐渐壮大。明代的公共批评、邸报传播、书院讲学、文人结社等等构造了中晚明特殊的传播版图。清朝作为另一个少数民族进驻中原，其传播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清朝的传播政策是对明朝的继承发展和改良。清朝的传播政策更加的极端化，大兴文字狱、编书改书等使得清朝的传播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观念，越兴盛的朝代对传播政策管控越加严厉，那些相对弱小的国家，对于传播政策反而要宽容松弛。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