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收入差距走向共同富裕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连续出现富士康13位员工自杀、底层民众闯入幼儿园滥杀无辜、本田汽车工人罢工、富人移民潮再现等事件，凸显了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严重性。这印证了小平同志17年前的担忧：“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如何认识我国的贫富差距？今后该走什么道路？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战略问题。一、我国贫富差距拉大，到了需要遏制的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关注贫富分化问题。经过十多年的累积，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新华社经过大范围调查后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逼近“红线”，社会各界普遍担忧。（一）与国际对比，我国贫富差距是否过大？——居民收入差距。我国基尼系数接近0．5，在142个国家中排第30位，只低于非洲、拉美的少数国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为18倍，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世行认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之比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倍扩大到2009年的3．3倍，真实收入差距约为6倍。绝对差额由1978年的210元扩大到2009年的12022元，增长56倍。世界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我国城乡差距世界最高。——行业收入差距。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实际差距为5—10倍。几大垄断、国有行业职工不足全国的8%，但工资总额却占55%。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4倍扩大到2008年的15倍，远高于美国6倍的水平。——地区收入差距。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甘肃为4．2∶1，绝对差额由世纪初的4700元扩大到8720元，城市差距由7000元扩大到16000元。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之比达13倍，远高于发达国家1．5—3倍的水平。——差距的固化与代际传承。世界银行认为，当不平等长期存在并代际遗传时，就出现了“不平等陷阱”。我国出现了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二代农民工等现象，出现了“拼爹”等网络新名词。穷二代与富二代显现出马太效应，机会很不均等，成为社会重大隐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民富”明显逊色于“国富”和“资富”，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改革开放初是24∶18∶56，目前变为31∶32∶37。劳动报酬与GDP之比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9年的37%左右，比世界其他国家低15个百分点。相应地，企业、政府占比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高9个、6个百分点左右。我国企业工资占运营成本一般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左右。——公共服务的差异。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只有29．2%，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20个百分点以上；教育经费不到GDP的3%，世界平均为4．8%；城镇参保率仅为60%左右，农民工仅为20%左右，农民社保更少，西方国家社保覆盖面达95%—100%；再分配调节不足，富人所交个税不到总量的10%，而美国为70%以上。总之，我国贫富差距的各项指标与国际上相比，都已明显偏高。（二）贫富差距是否合理？我国的贫富差距，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合理性表现在：一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经过30年的经济高增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十分正常，收入差距不等于收入不公，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二是市场化的正常反映。收入分配存在“先扩大、后缩小”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我国正加快向市场经济转轨，贫富差距扩大也是必然的。但是，当前不合理的一面更加突出：一是不规范。双轨制、外汇金融、企业上市、国企改革、煤炭、出让土地等每一次改革中的不完善，甚至权钱结合，都产生了一批灰色或黑色财富。二是不公正。主要是户籍、身份、地位、垄断等造成大量的机会不均等。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身份和行业。三是不到位。部分人面临“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