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逃情到逃禅——宝玉形象的真实内涵及文化意蕴》文献综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作为全书的核心人物，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有关贾宝玉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焦点。由于贾宝玉研究牵涉到红学诸多方面的问题，如作品主题、作者归属等等，因此，所有《红楼梦》的研究，又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贾宝玉形象的探讨。如此一来，有关贾宝玉的研究就成为《红楼梦》人物形象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一环。本文拟从论文所涉及的方面入手，梳理有关贾宝玉研究的概况，以为论文的写作提供参考。一、关于贾宝玉“叛逆”性格的研究在用“叛逆”这把尺子来衡量贾宝玉时，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贾宝玉是他的时代的叛逆”[1]。吴组缃认为，贾宝玉不但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而且“日益发展了他的进步思想”，虽然“许多贵家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最初贾宝玉也同样沾染了”，“但随着在生活环境中他所面对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在他的“思想性格中民主主义因素已经具备规模”，可以看做一个“新人的典型”。[2]何其芳认为，贾宝玉“对于一系列的封建制度都不满和反对。他反对科举、八股文和做官。他违背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他讨厌封建礼法和家庭的束缚。他把四书以外的许多书都加以焚毁，那当然包括许多封建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的著作。这样一个大胆的多方面的并且不知悔改的叛逆者，是不能得到赦免的”。[3]冯其庸认为，曹雪芹塑造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孽子贰臣，是这个家庭的叛逆，是从这个腐朽的封建大家庭中分化出来的异端分子”；“他们的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先进思想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他们是一对洋溢着18世纪中期的时代精神的典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4]首先打破“叛逆说”一统天下局面的，是起庸的《贾宝玉是叛逆吗》一文。起庸认为：“历史上的叛逆，总得有点进步的政治理想，有点愤世嫉俗的行动，对于和他的自由倾向相抵触的事物敢于抗争的。宝玉却没有，最多只有一点内心不满和行动上的逃避而已”；而宝玉那些反对科举、反对忠君的言论，“是不自然的，仿佛是作者在出面替他说话。宝玉一生在香闺中过着风月诗酒生活，从来不接触社会，不留心政治，根据什么反对科举？只在他老子客厅里见过几个清客，听到一点酸腐的言谈，怎么能够洞察‘国贼、禄蠹’之害？他之对贾雨村有反感，也不像是针对那贪官的罪恶，只是看不惯那种官场的俗态”，“一般说来，作为一个公子哥儿，宝玉是善良的，不同于淫滥、薄幸之辈;但也有些地方，他和那些纨绔子弟并无两样。例如调戏了金钏，又甩手溜掉，致使金钏受辱自尽”；再如“他和冯子英、薛蟠等人相聚吃花酒，就和狭邪小说所写的才子无甚区别，不大像个叛逆。如果说不爱读经、无意科举的人就是‘叛逆’，那么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那些专以吃喝嫖赌为务的浮浪子弟，岂不都成了‘叛逆’了吗？”“宝玉出家，似乎是他叛逆的高峰，但这仍然是逃避，不是抗争。佛祖出家，是有济世之志的”，“宝玉‘志’在哪里?只想到自己的风月繁华生活不能延续了，就愿意化为飞灰，随风飘散，或者让姊妹们的眼泪冲去，落入东洋大海……这算个什么‘叛逆’之志呢？”“总的看来，作品所写的宝玉，确有爱自由的率真性格，不以富贵骄人，不尚虚伪，更无机心，是个宽厚善良的公子哥儿；但与桀骜不驯的人物相比，还不是一个类型，很难走上真正的叛逆之路。名之为‘叛逆’，是过奖的”。[5]此后，刘操南、汤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贾宝玉“无事忙了一十九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穿衣吃饭，都仗别人，连倒一杯茶还要让人提醒，仔细烫了手，真是啥都不会干的一个膏粱子弟”，“赦、珍、琏、蓉一流，肉欲淫威，人所易知，人所共恶。惟独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不特迷惑了当时局中人，还迷惑了后世的读者。赦、蓉诸人，可算顽劣，是这个官僚门阀长期‘熏陶’、‘培育’出来的轻薄子弟。宝玉之顽劣，却其实千百倍于此曹者。他所玩好者都是‘既悦其色，复恋其情’，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