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渔山，水墨下的心灵归依——最早信仰基督的中国士人画家（图）2011-07-0800:33:21|分类：默认分类|标签：|举报|字号大中小订阅（王教佺2011年5月，THEO5959中國基督教藝術史期末论文分享）吴渔山（1632-1718）本名启历，又称吴历，自号井墨道人，江苏常熟人，是“清初六大画家”之一。虽然他的画工为时人推为六大画家之首，但他却不为名利所动，43岁时已为天主教传道员，成为清初较早信奉天主教的士人画家。值得注意的是，吴渔山不仅信仰上敬虔勤免，他的中国文人士大夫风度亦儒雅拔群，与当时许多文人在文字狱之下驱炎赴势的苟且之态却大相殊异。似乎是，信仰，使他在心灵上找到了维持文人气节的避难之所。由于吴渔山后半生信奉天主教，并担任神职，清雍正以后又严禁天主教，故他死后，各种史籍笔记很少谈及他的生平。后经陈垣教授依据吴所绘画卷上的题跋等，“征据典籍，不过八十种”[1]，又有方豪先生等据天主教有关文件详加考证，始令其事迹惭次浮出。虽然早些时候吴渔山的“事迹传世殊少”[2]，作品亦遗存不多（许多早年的作品，因吴认为有迷信色彩，付之一炬[3]），但并没有影响画界予他的盛誉。据清代画家郏伦逵《虞山画志》对与之齐名的王石谷、王烟客（二者均名列“清初六大画家”）等比较云：“王烟客、钱宗伯服其才，谓石谷所远不逮。”[4]显然是直言，当时画界看吴渔山的画功在二者之上。这就可以理解，在吴渔山72岁所作《凤阿山房》图轴中，王石谷题跋赞曰：“当与元镇之狮林，石田之奚川，并垂天壤矣。余欲继作，恐难步尘，奈何奈何”[5]绝非溢美之辞；而此时，王石谷已经是画界广为推举的宫廷画家。《清史稿》更是一言以蔽之：“迩时画手，惟渔山而已。”[6]略窥画界对吴渔山的评论不难看出，其卓越之处不只在画中，亦在其诗词题跋，更在其墨迹之外的“为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吴渔山诗画中，折射着他对生命价值和心灵归依孜孜求索。本文试图以顾卫民教授《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附件《时世丕变中的吴渔山及其信仰的求索》为线索，结合其它资料，将天主教思想对吴渔山诗画的影响作一个梳理，以期管窥这位最早受基督教艺术影响的中国著名画家的心路历程。一、吴渔山所处清初绘画艺术环境入明以至清初的中国绘画艺术有一个以“正统派”为权威的“主旋律”。这为中国绘画史的流变频添了一些枝节。而吴渔山对这一“正统”的跨越，也正是后人的称道之处。中国绘画艺术到元朝时，一度有一个合符逻辑的发展顺序——先由着重造形，以至讲求结构纹理，继而偏重画家心境的表达。由此构成中国绘画造形、结构纹质和思想内容这三个要素的健康发展。然而，到了明初，朝廷对文人画士的活动颇有疑忌，画家每有自我意识的流露都有可能遭来坐法之灾，又有“画院”制度约束，于是，当时画家多以朝廷的好尚模仿前人。到了明末，画院制度没落，画家虽获较大自由，但此时摹仿古人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明末画家及史论家董其昌提出“南北分宗论”，且重南而贬北，力推元代画家黄公望，于是，又出现“家家一峰，人人大痴，陈陈相因，毫无变化”的摹黄之风。[7]虽然后有“清初四僧”超凡脱俗，力图有自己的风格，然而，“其力量实不足以抗衡当时受到朝廷及一般文人所支持的崇古画风。”[8]承元、明画风，求笔情墨趣的“正统派”文人画依然是这一时期的画坛主流，到了“清初六家”，又将这一正统画派推向巅峰。作为“清初六家”之一的吴渔山，似乎是既在正统之中，又跳出正统之外的另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此间，西洋绘画亦已随天主教耶稣会士传入中国宫廷，郎世宁、王致诚等西方传教士画家渐次在宫廷画院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宫廷视这些异邦异风的传教士画家不过为画像的工具，如康熙、乾隆等皇帝对中国书画的审美已根深蒂固，“在皇帝看来，西方绘画只是一种仅仅具备‘形似’的下品，并不具备中国艺术最本质的‘古格’”[9]因此，在画法上更是对画家多加干预。1754年10月17日，在华传教士钱德明神父给德·拉图尔的信中，提到王致诚为乾隆皇帝作画的情况：“……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一点一滴都要惟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