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内容提要】中国当代史学建设的目标，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建立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史学理论体系和运作机制，为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方面的支撑。五十多年来，围绕着这一基本目标，史学界进行了艰辛的跋涉。回顾这一历程，总结其间的得失，对于促进今后史学的发展和良性运作，无疑是一桩极具现实意义的工作。【摘要题】史学理论【关键词】当代中国/史学建设/史学理论/史学实践【正文】中国现代史学自二十世纪初发轫后，经“五四”时期的流派纷呈和互争雄长，至抗战时期已逐渐凸现出三种最具影响力的走向：一为科学实证史学，以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代表；一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郭沫若、范文澜等为代表；一为注重人文关怀，并对本国传统抱有深切同情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以柳诒徵、钱穆等为代表。其中，科学实证史学尤占据着主流地位。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格局为之一变：随着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史学也开始在史学界确立起全面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科学实证史学与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中心则分别转移至台港地区，续展其姿（本文因篇幅有限，对后两者不作讨论），由此奠定了其后数十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回顾当代史学的这段经历，成绩固然辉煌，教训亦复不少，其得其失，皆足以启人深思。一、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陆得到了确立。在这一新体制下，各项文化事业的开展，也多被纳入到与其整体运作目标相应的框架之中。史学的建设，因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尤其如此。还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将之视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激发人民革命意识和打击敌人的重要思想武器，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一支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及其运作模式。建国初期，我国的史学建设正是循着这一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传统和基本模式在全国推开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可视为我国当代史学建设的筚路蓝缕时期，各项基本制度皆草创于是时。1949年7月，解放战争的硝烟未散，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就在北平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积极倡导“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p.4)次年，又以范文澜主持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该室的渊源可追溯到延安时期马列学院的历史研究室，以及1947年初范文澜在北方大学建立的历史研究室）为基础，建立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第三历史研究所）。1951年7月，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正式在京成立。1953年，中共中央还成立了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吕振羽等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以加强对历史研究工作的指导。翌年，中国科学院---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复增设了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即第一、第二历史研究所，1958年合并为历史研究所）。其时学校历史知识的传授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制度，则主要参照了当时苏联的经验与教育模式，从主导思想、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以求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与此同时，为了有效“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2](p.125)帮助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尽快完成到适应新社会的思想转变，学会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党和政府还在文化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这些措施，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拓展全国史学工作者的视野特别是提升其整体理论水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推进当代史学的建设，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前期，是当代中国史学建设取得较多实质性进展的时期。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参与下，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历史理论大讨论，如中国古史分期、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以上五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