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在“中学”中的命运：形而上学之例中图分类号：B0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3-0124-0091900-1902年之间，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时遇到metaphysics这个术语时，引入了“形而上学”这个新的译法，并认为该词的本义是指“出形气学”，“超夫形气之学”，“与格物诸形气学相对”（注：王ｓｈì＠①主编：《严复集》（共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5页；以及［英］约翰·穆勒原著，严复译：《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45、417、419页等。），但他并未进一步交待所谓“出形气”、“超夫形气”之研究是什么意思。尽管metaphysics一词一开始有多种中文译法，但20年代以后该词的中文译法主要统一于两种，即一译为“玄学”，一译为“形上学”（或称“形而上学”）。严复被认为是我国学者当中第一个将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的人（注：参见王伯恭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7页。）。从后来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玄学”、“形而上学”这两个术语的字面意思在中国传统典籍里的含义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学者对metaphysics一词含义的理解。这里我们想以“科玄之战”、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例简要地分析一下20世纪中国学者对metaphysics这个西方哲学术语的理解。一、Metaphysics＝“形而上”之学吗？1923年，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著名的“科学与玄学”之战，双方论战的焦点是科学能不能回答人生观问题，针对张君劢主张人有自由意志、科学不能回答人生观问题的观点，科学派代表丁文江称张君劢先生被“玄学”这个“无赖鬼”缠身了。丁的观点是：“玄学”(metaphysics)是“科学”的死对头，在西方历史上它曾以“神学”的身份扮演了扼杀科学的角色；“玄学吃饭的家伙”就是“离心理而独立的本体”，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征是“强不知以为知”（注：参见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乙编），张君劢序，泰东图书局1923年12月初版，第13-14,20-24页。）。他不仅指责当时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玄学”反对科学，而且还把中国宋元明之际的理学与西方的“玄学”相混，认为张君劢提倡意志自由使得“欧洲玄学的余毒传染到中国来，宋元明言心性的余烬又有死灰复燃的样子了！”（注：参见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乙编），张君劢序，泰东图书局1923年12月初版，第25页。）。在什么是“玄学”这个问题上，丁、张二人都认为“玄学”是专门研究“形而上”的“本体”的学问，是一门涉及人生的终极关怀的学问，都认为中国古代的宋明理学是一种典型的“玄学”（注：参见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甲编），张君劢序，泰东图书局1923年12月初版，第62,69,95页。）。丁文江与张君劢的最大区别是：丁文江认为“玄学”所研究的“形而上”的本体本来就不存在，而张君劢以为后者存在；丁文江认为“玄学”与科学对立，而张君劢认为它不仅与科学不对立，而且能超乎一切科学之上而成为诸科学的最高原理和最后裁判官（注：参见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甲编），“序”。）。由此张、丁二人的区别在于对“玄学”的评价不同，但在涉及“玄学”的含义时，二人之间又有极大的共同之处，即都从《周易》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出发来理解其特征，而张君劢则更明确地主张把中国历史上的“心性之学”与西方人的metaphysics相结合，以达于中、西汇通之目的（注：黄克剑、王涛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2、726页。）。视“形而上学”（或译“玄学”）为一门专门研究“形而上”的存在物（本体或实体）之学，进而又把这种“形而上”的存在物与《周易·系辞上》中所谓的“形而上之道”混为一谈，并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学术，特别是宋明理学也都是形而上学，这不仅是“科玄论战”科学派与玄学派所共同具有的思维方式，而且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对metaphysics这个西方哲学范畴的共同看法，尽管他们对于这门学问与科学的关系、对于这门学问的价值评价有所不同。例如，冯友兰在1946年《新知言》一书中一方面说“‘形上学’，是一个西洋哲学中底名词。有时也译为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