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乐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启示作者：中国音乐学院杨通八乐理，可泛指音乐的基础理论，西文中常见的术语是theoryofmusic（哈佛音乐词典WilliApel版第844页，科林斯音乐百科全书ConradWilson版第546页），中国古代也有称“乐律”“乐径”“乐论”的。就这一概念的本意而言，它应当涵盖音乐哲学、物理学、心理学、形态学、记谱法等研究成果在内的，反映音乐构成基本法则及其相应符号系统的全部知识，是完全有资格称作“乐理学”或“乐学”那样的基础理论（foundationaltheory）学科的。中国的传统音乐历史悠久，伴随其实践而产生的乐学理论极其丰富。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全世界。按照中国音乐自身的规律，对这些理论做科学的整理和研究，使之系统化和便于应用，是乐理学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是历史赋予中国音乐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通常所说的乐理，或称“基本乐理”“乐理基础知识”等，则不是上述乐理学研究那样的概念，而是专指为适应音乐启蒙教育需要而结构的音乐基础知识系统。是在乐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写的各种程度的音乐基础理论教科书，是典型的应用学科。它和前两者是既相关联而又存在重要区别的领域。西文中与这一学科相对应的词汇也是grammarofmusic，即音乐入门、基础知识或音乐文法的意思。本文将我国近代用于启蒙教育的乐理称之为“新乐理”，是因为在最近一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活中确有这样的客观存在。它是在中国近代的新音乐实践中，西方乐理中国化的产物。应新音乐实践的需要而生，伴新音乐的发展而长。经过百余年数代人的努力，已初步确立了作为一个应用学科的独立地位。“新乐理”概念的提出，希望有助于这个学科与作为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乐理学相区别，突现其实用性、简明性的特点；同时也有助于和纯粹的中国传统乐学分开，强调它、现代性、普适性的另一个侧面。为乐理教学工作寻求一个准确的学科定位，积极促进它的建设和发展。新乐理的发展历程，若将其孕育期包含在内，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00年以前为第一阶段。新乐理的孕育和启蒙，是由西方乐理的传入开始的。音乐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注①）业已表明，最早将西方乐理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是清代来华的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徐日昇（Pereira,Thomas1645～1708）所为。此人1673—1708年曾任康熙的宫廷音乐教师，他在皇宫里讲解西方音乐，并编写了《律吕纂要》系统介绍西方乐理，广泛涉及当时欧洲已经通行的五线谱记谱法以及相关的音律、节拍、和声等音乐理论知识。这是第一部以中文撰写的西方乐理。有趣的是，在康熙三子允亲王阅定的抄本中，西洋唱名“乌勒鸣乏朔拉”旁加有“上尺工凡六五”的朱笔批注，介绍复音音乐一节还插入了“似子母调”的评语（注②）。说明西方乐理自传入始，就和中国的音乐实践及乐学理论有了比较。徐日昇之后，意大利籍罗马天主教遣使会士德理格---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Pedrini,Theoricus1670～1746）继任宫廷音乐教师。朝廷组织修订《四库全书》，他奉命在徐日昇抄本的基础上撰写《律吕正义·续编》，成书后钦定为《律吕正义》第五卷正式刊行。与前者相较，德理格集中于记谱法的叙述，没有专门涉及音律、多声方面的问题，却增加了以固定唱名书写的大调音阶。这是徐日昇离开欧洲那个时期，教会调式向大小调归并在乐理上的反映。尽管这两部乐理专著都没有对中国的音乐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而且其中的许多中文术语在今人看来甚至是十分蹩脚和拗口的，如：《纂要》称音高的升、降为“钢、柔”，称音阶为“排乐音”，《续编》称高、中、低三谱表为上、中、下“三品”等等。但无论如何它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西方人与中国谋求音乐理论上沟通的良好开端。徐日昇与德理格的不同，也表明西方乐理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而且各有各的讲法，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东西。这个时期，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传播西方乐理方面也具有特殊意义。曾在山东登州会馆（今蓬莱）传授宗教音乐的英国新教耶稣会圣女传教士狄就烈（JuliaBrown）夫妇，于1872年编著刊行《圣诗谱·附乐法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