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考据学特色论析摘要：《元西域人华化考》被视为既继承了乾嘉考据学传统，又具有开新之处的新历史考据学名作。这部书综合运用逻辑推理、数量关系比较、多层次论证等考据方法，得出了元代西域人华化是一个普遍潮流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史料的采择上，《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既重视“正史”中史料的应用，又多方拓宽史料的采选范围，力求“竭泽而渔”，做广泛的搜寻以说明问题，这种方式同样具有“范式”的意义。作为新历史考据学的典范，《元西域人华化考》体现了陈垣先生深沉的现实观照，即鲜明地表现在学术上的争胜和文化上的争先，这正是新历史考据学之“新”的一端。关键词：陈垣；历史考据学；《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3004705《元西域人华化考》（以下简称《华化考》）是近代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历史考据学名著。有学者指出，陈垣先生的学术生涯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的标志就是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华化考》一书。“这部书一问世，便赢得了中外学人的赞誉，蔡元培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1]由此可见这部书在学术界的分量。研习这一史学名著，对于后辈学人的学业成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历史考据方法举隅《华化考》作为一部历史考据学名著，其整体结构体现了逻辑推理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来说明《华化考》的推论思路。首先，西域人学习中国独有的文化如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等内容即为“华化”，这是大前提；其次，元代某人是西域人且有学习中国文化的行为或成果，这是小前提；最后，此人即为西域人华化的一个典型，多个西域人的“华化”即说明元代西域人华化是一种普遍的潮流，这就是结论。具体到全书每一部分的考证，如儒学、佛老、文学等，同样是这种三段论方式的体现。重视数量关系的对比，用昔人著述中关涉内容的多少推断其立场，这是《华化考》一书中考证方法的又一特色。所谓“言为心声”，考察其著述涉及的内容，往往能发现其人之所思所想及其所关心所瞩目的兴趣所在。陈垣先生在考证若干西域人的“华化”史实时，就通过对其著述的内容分析得出结论。贤之爱慕道家，传无明文，吾在《金台集》发见之。集共诗一百八十余篇，纪游咏古之外，为道士赋者占十之一。试录其目，亦知其香火气之深也。[2]3839这是利用贤的著述中与道士酬唱的诗文之夥，说明“方以类聚，同志为朋，则贤之好道无疑义矣”[2]40。始吾读《明史鹤年传》，见有“晚学浮屠法”一语而疑之，・以回回与浮屠绝不相入也。及读《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见其与僧侣唱酬之作极多，而知《明史》之语有所本（明回回诗人金大车、大舆兄弟，亦多与僧侣唱酬之作。见《金陵丛书》丙集）。复获《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原分四集，第三卷曰《方外集》，与僧侣唱酬之作悉隶焉。核其所与游之僧，见之诗者凡三十一人，又较贤所与游之道侣为多矣。兹按《方外集》次第，举其名如下，漏载者据《艺海珠尘》本补之。[2]48这是通过对丁鹤年文集中唱酬诗文里提及的僧侣数量的统计，说明丁鹤年与许多僧侣交游，“足明鹤年学佛之说不诬”。而对于丁鹤年在元明朝代更替、时局巨变之际以逃禅苟全性命的行为，陈垣先生批评其“始而避地，继而参禅，终而高蹈，濡染既深，讵无所获！”[2]50。这一评判亦可见《华化考》不仅仅是停留在考辨史实上，作者月旦人物当有深意。此外，在考证赵世延由儒入道的变化时，陈垣先生的依据是“世延之诗，《元诗选》癸集所收仅七首，而咏道院之作，已占其五”[2]53。博证而非炫博，这种考证方法在《华化考》中多有体现。清代考据学中有一重要原则：“孤证不立。”这一原则立足于历史本身的丰富多样和历史记述的局限和不足，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不少人却在考证历史事实过程中将这一原则孤立地应用，走向极端，贪多务全，考证时以多列史料为尚，甚至对同一史源的不同文献也一股脑儿端出来，矜多炫博，殊不可取。陈垣先生在《华化考》中也多次就同一事项列出多个证据，属于博证但却无炫博的弊端，因为他给出的各项证据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不仅“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