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能制约中国式威权领导人(2012-08-0102:07:26)标签：财经什么能制约中国式威权领导人2012-7-31FT中文网上一篇专栏讲述，中国需要开放式权威主义，此篇讲述新权威主义需要什么约束。中国庞大的人口、超越式的增长模式与前现代的国家体制，注定无法离开具有公信力的威权统治，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一叶障目。硬币的另一面是，失去约束的威权将使中国经济出现不可逆转的风险，数年之后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中国的威权统治缺乏事前约束与事中监督、事后追责，从什邡到启东的事件，从天津大火到北京大雨，显示公民社会与目前的管制体系形成了激烈的冲突。官员为了GDP、税收与地方政府利益平衡而决定上马大项目，却因决策程序封闭强横，缺乏民意支持而遭遇激烈抵制。由于缺乏正常的博弈平台，争论以最终以市民流血、市长上衣被脱、民众冲入行政大楼等极端方式收场。市长被脱衣，文明社会面子里子尽失，这种双输的结果，意味着中国博弈成本高昂，是社会危机闪线的警告信号灯。目前是建立中国开族式权威主义的好时刻，也是关键时期，一旦错过，也许需要几十年才能弥补。中国公民社会初现雏形，北京大雨后广渠门下的菊花，上海大火后的菊花，对公共财政的呼唤，对市长道歉的呼吁，是公民意识的自然流露，体制内的改革者可以与这股正义、理性的力量形成良性互动。笔者接触的很多人士都认为，在目前的阶段，相当于200年前的美国，与大宪章之后的英国，建立开放式威权体制的极端重要，改良共识取代了革命共识，切莫因改革迟误，把体制外精英从改良派逼成革命派。体制内部分改革派已经做出明智的选择。广东乌坎事件是典型案例，证明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受到尊重，政府与公民可以拥有理性博弈平台，事态不仅会向好的方向转变，更能形成经典案例，弥补中国社会的深层次裂痕。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政治家，与僵化的政客，对社会演进的贡献截然不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前者以强有力的威权统治、稳定的社会秩序、面向改革开放的胸襟，推动民生幸福与经济增长，以程序正义、公民意识，建立事前博弈平台。而后者则借口稳定，以封闭与狭隘的心态，将大部分资金投向取缔异己者的“伟大事业”，结果是导致异己者越来越多。乌坎事件在后期有了根本性的转折，如果，体制能够保证在前期有利益博弈，双方坐下划定各自的利益与责任边界，由舆论、纪检机构、最后由独立的司法体系进行最后的救济，类似的事件根本不会发生。政府是关键时刻起作用的，而不是用来展示日常威仪的，当侨胞受辱、领土纠纷、产权被剥夺时，公民感受到政府的存在，进而感受法律的尊严。即便是精英统治，失去制约之后也将走向独裁与专制，这是封闭、阿谀、强权必然导致的结果，不是什么英雄与狗熊的区别，华盛顿到了20世纪初的中国，也会变成独裁者。公众舆论制约是成本最低的办法，不必担心公众舆论泥沙俱下，不必担心造假诽谤，众多的舆论互相箝制会让真相浮出水面，而游戏规则对政府与媒体一视同仁，同时，政府手中掌握着行政处罚的权力，诽谤政府是个高风险职业。在互联网时代，封闭信息、禁止本地媒体监督是愚蠢的，那意味着，将监管权让度给外地或者境外媒体，让度给公众信息平台。强权需要约束，但体制内约束与政府天然脐带相连，难以起到独立的作用。近期的一则新闻是，为拯救经济，地方政府按捺不住了。从东部到中西部，地方版的4万亿投资计划陆续出台。7月26号，长沙市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包括总投资3748亿元的“四十”重大项目“十大片区建设”、“十大基础设施”、“十大中心镇”和“十大产业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人们关注，长沙市2011年全年地方财政总收入668.11亿元，这意味着长沙需要动用12.4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才能满足投资资金所需。而声称将投资3万亿元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需要动用22.56年的贵州省全部财经收入，才能满足投资所需。熟悉国情者一看便知，这轮大干快上是经济压力下的产物。问题是，钱从何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