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精神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郑志强5月10日三禾读书社请刘文起先生做了《文化与国民精神漫谈》的讲座。刘先生讲了文化传承对国民精神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国民精神的一些不足之处，包括自私、不讲卫生、不守秩序、公德心缺乏、不团结等，以及外国人专门提醒中国人不文明行为的“温馨提示”等。听了之后心情有点郁闷。我不禁想：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低素质的品行呢？是我们天生就不如人家吗？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我们的国民精神？对我们的国民精神应该有怎样的展望呢？带着这些问题，我进行了学习和思考，下面是我的几点认识。首先，我认为国民精神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欧洲国家的文明素质可谓高矣，可是在中世纪，他们的许多行为习惯却是让人不敢恭维的。他们会在吃饭时吐痰吐到桌对面去，他们还会在宫殿的地板上随处大小便。今天的人们能想象吗？从亚洲国家来说，韩国人自称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可是在上世纪前半叶，他们差不多就是一只“垃圾股”。梁启超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梁启超《朝鲜灭亡之原因》）。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韩国总统朴正熙在上台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懒惰、自私自利、趋炎附势、奴才主义等恶习。再看新加坡，新加坡76％人口为华人，这个弹丸之地已经连续十年被评为“最适合亚洲人居住的城市”。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新加坡的“脏、乱、差”是非常严重的。由此可见，在国民素质和国民精神的问题上不存在“人种决定论”这回事。那么，是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呢？我认为，概括起来，有四大主要因素，分别为：地理、政治、文化、经济。梁启超在《中国的武士道》一书中列举了从春秋到汉初的七十多位他认为具有中国的武士道精神的人物，包括勇救赵氏孤儿的程婴、“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刺秦王的荆轲、不愿接受刘邦封王而自杀的田横及追随他跳海自尽的五百勇士等。这些人忠肝义胆、壮怀激烈、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英雄气概比之日本的武士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到了汉朝以后，这样的英雄人物就很少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试从上面所说的四个方面去寻找原因。从地理的因素来看，大致来说，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容易催人奋进，而太过安逸却会使人怠惰。中国虽然数千年川依旧、涛声如昔，地理环境没有很大变化，但各个时期国家的数量和范围却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有几十个国家，战国时仍有七雄。对这时期的每一个国家来说，无不是强邻环伺、危机四伏，稍一懈怠，便成他人阶下之囚。这样竞争激烈的环境，逼使各个国家的人民不得不时时警惕、励精图治。奋勇杀敌的将士、殚精竭虑的谋士最受器重。各国国君也大都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从人才的角度看，他们也有很多的选择余地。孔子在鲁国当大司寇的时候，可谓是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但是后来他看到鲁定公耽于声色，不思进取，便觉得“竖子不可教”，毅然弃职离鲁。到了卫国，卫灵公对他也是招待很周到的。可是有一天，孔子发现卫灵公在跟他讲话时，眼睛却看着天上的飞鸟。孔子感觉受了冷落，失望之下，又离开了卫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孔子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周游了列国。当时知识分子心高气傲的风神于此可见一斑。但是这种情况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发生了变化。秦灭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政国家。国家的战略重点从外部扩张转到了内部稳定上来。这时，他希望老百姓不要强悍好斗、冲动闹事；他希望知识分子不要叽叽喳喳、蛊惑人心。于是他“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造了十二个铜人，“以弱天下之民”；于是他“焚书坑儒”，推行严刑峻法。直弄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道路以目”。这是对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第一次摧残。到了汉朝的时候，虽然政治气候宽松了些，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以引导代替强压，同样实现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到了后来元朝、清朝的统治，客族入主中原，各项管制更加严格，“隐忍”、“明哲保身”便成了被统治者最好的生存之道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儒、释、道三家思想。佛家戒贪、戒杀，以...